中国元帅贺龙

，可是没有用。往日，不管什么事，只要他一开口，再大的分歧也能放下，如今却大不一样了。他心里很烦。

    隔日，他去拜访当年同为中华革命党的老友、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贺龙知道，他是共产党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专程去向他请教。林伯渠告诉他，最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不断制造事端，打击、排挤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制造分裂。国民政府已经迁到武汉，并宣布了武汉为首都，但是，蒋介石却在南昌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说，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迁移问题留待3月间中央全会讨论。这种斗争，迟早要反映到北伐军当中来的。林伯渠一席话，使贺龙茅塞顿开。他感到，自己部队里左右两股力量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就是这种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的一种反映。他很不安，不知道发展下去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2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对北伐军进行了整编。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整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编成了两个军，即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副军长黄演翔，下辖两个师；第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下辖三个师，人员枪械大增。唯独贺龙的独立十五师，却令其裁减。原有三个步兵旅共十二个团，两万余人，被命令缩编成五个团，三个直属营，1万1千人。这样一来，大批官兵需要遣资还乡，有的军官需降级使用。贺龙只能照办，别无他法。他大公无私，做了大量工作，先裁减自己的至爱亲朋。在北伐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把贺龙这支素质较好的左派武装裁减逾半，其中奥妙，贺龙心里似明镜一般。他的部队太靠“左”了。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左右两派的斗争已经直接波及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了。但他并未因此而右转，反而更加坚定了。

    3月初的一天，贺龙在鄂城突然接到秘书长严仁珊从汉口发来的一封电报：“连日武汉有事，数日内不必返汉。”既然“有事”，为什么又不让他“返汉”？严仁珊搞什么鬼？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贺龙没有听从严仁珊的意见，在匆匆处理了整编中一些未了事宜之后，于3月12日返回了汉口辅堂里四十二号寓所。他要去查明究竟。

    这一天，正是农历二月初九，贺龙三十一岁生日，夫人向元姑正忙着为他庆寿，客人来了不少。

    周选群来了。他一见贺龙就说：“云卿，你回来得正好，明天会碰上一位贵客，他是老蒋的秘书长李仲公，带了好多钱，专找西南的将领打麻将牌的。”

    严仁珊听说贺龙回来了，匆匆赶来。一见面就埋怨说。“云卿兄，我让你不要回来，你就是不听。”他告诉贺龙：“这个李仲公，原籍贵州，是我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他是由汪精卫介绍加入国民党的。他同落、汪的关系都很深。蒋介石为了扩充他的势力，在收罗西南军阀时，给他挂了一个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党代表的头衔。现在嘛，红起来了，当了老蒋的秘书长、中央党部书记长。他这次来武汉，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啊！所以我打电报叫你不要马上回来，免得他来纠缠你。”

    原来如此！贺龙感激地拍了拍严仁珊的肩头，微微一笑。

    周逸群说：“看来，此人象是专门来运动军队的。”

    严仁珊说：“一点不错，为老蒋划拉队伍。”

    贺龙沉吟了一会，说：“你们两位不用操心，这种说客，我见得多了，有的是对付的办法。”

    周逸群警告说：“云卿，小心为妙啊！”

    这天晚上，大姐贺英来找贺龙，对他说：“打走了北洋军识，革命队伍里还是这样勾心斗角，真不是个滋味。常讨，你跟这帮大官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提防着点。我看，国民党的这帮左派，也不定靠得住呀！”

    贺英是这年春节带着小妹满姑和几个侄儿、侄女来武汉的。

    贺龙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汉口，大姐告诉我：‘你跟那些国民党左派搞在一起也靠不住’，当时，她就要买枪，向大姑娘（指贺龙长女贺金莲，十六岁——笔者注）要钱去买．随行的唐小洋亲眼看见贺英在汉口买了十几支枪。”

    贺英的目光可谓尖锐。她买的这些枪，后来被贺英，贺满姑带回了家乡，在开辟湘鄂边红色根据地时，发挥了作用。

    第二天，从北伐军总司令部派来任参谋长的陈淑元向贺龙报告说，武汉驻军各部在整编中都要建立国民党党部。唐生智总指挥说，他领导下的部队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他对师座很器重，独立十五师国民党党部请师座当党部委员。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他吸了一口烟回答说：“唐总指挥对我很好，因为我们两战鄂西，为武汉解了围嘛！不过，你那个国民党，我还是不想加入的。”

    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唐生智的拉拢。

    贺龙后来说：“我自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从来没有转过国民党，也没有境过证书，怎么竟当起国民党师党部委员来了？这可见国民党组织一向是如何马马虎虎的了。”

    第三天，他来到秘书长严仁珊家。严仁珊对他说：“过一会李仲公要到我这里来，你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