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

    1924年秋，贺龙身为建国联军先锋通电回湘，借道北伐。进湘西，奔涌陵，地方武装纷纷来投，湘西王陈渠珍远避凤凰县，何其威风！何等潇洒！一年以后，他却被赵恒惕兴兵三路，逼出湖南，借住贵州钢仁，寄人篱下。真可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一向乐观豁达的贺龙，此时不免有一丝沮丧。他除了收编一些原滇黔建国联军的零散武装，吸收部分知识青年，开办防营军官学校，进行部队训练，等待时机之外，几乎无所事事。这次挫折，使他对广州政府几乎失去了信心。孙中山几次失败，几经奋起，到现在也未完成北伐使命，仅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眼下的广州政府仍是矛盾重重，到底能否继承孙中山的政策，贯彻孙中山的主张，把革命进行下去，难以捉摸。他对孙中山借助军阀部队统一中国的确感到失望了。他想，革命难道只有一条路？有没有比孙中山更好的路？从湘西暴动到现在，他已经征战十年，也想了十年。他感到，现在是寻找另一条路的时候了。因为，他已经接触到了不少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呼唤着他。

    1921年，贺龙率部驻防桃源，常和桃源县的一些知识界人士接触。当时的桃源，受“五四”运动影响，新文化运动颇为活跃。桃源有两所著名的学校：桃源女子师范和省立第二师范。这两所学校中一些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影响下，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桃源女子师范组织的爱国宣传团，名扬三江四水。这两个学校的校长彭施涤、田佐汉、陈伯陶都是贺龙的座上客。

    桃源女师校长彭施涤，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会员，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归国，创办中国公学。1917年，任国会议员，并随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后来，返乡出任女子师范校长。“五四”运动后，他四出考察，、锐意革新，为办学筹集资金，不借典当衣服首饰。女师的爱国宣传团就是他扶植起来的。湘西籍作家沈从文说：“彭施涤先生在桃源，办学多年，以头脑开明而对学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校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全国。”

    贺龙对彭施涤的革新精神和女师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不仅经常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向无姑、女儿贺金莲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陈伯陶，贺龙的同乡，其父陈南星，为湘西著名开明土外。贺龙曾率部驻扎他家，与陈伯陶早已相识。陈伯陶早年在常德就读，加入了同盟会，后赴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是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巴黎和会期间，组织“爱国委员会”，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一个接受过欧美文化的熏陶、颇有爱国思想的学者。他主持的省立第二师范一直被誉为“湘西政治摇篮”，培养出了不少政治家。共产党里的林伯渠、膝代远、粟裕等革命家都出自这所学校。

    第二师范的另一位校长田佐汉，力主改革旧学制，采用新教材，提倡学术自由，鼓励努力创新，深为社会各界进步入土所赞誉。

    25岁，思想活跃的贺龙常与这样一些有识之土在一起谈古说今，论世评人，得益匪浅，使他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些人的进步革新的思想，在贺龙脑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启迪作用。

    1921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代。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黑暗的中国出现了黎明的曙光。在湖南，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9月，贺龙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师陈图南，另一位是陈图南在日本的同学，湖南宝庆（今邵阳）人花汉儒。好客的贺龙留他们在桃源住了两个星期。白天陪他们同游桃源，指点江山；晚上，与他们灯下同坐，谈政局，说主义，纵论天下大事。

    这两位客人各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政治主张。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虽然不错，但权力、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将来的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花汉儒则向贺龙宣传苏俄的社会主义。他告诉贺龙，苏俄在列宁领导下已经打倒了沙皇，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五四”运动说到底是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苏俄的路是工农当家作主的路地是中国要走的路。这两个人，观点截然不同，他们口若悬河，佩侃而谈，时常争论不休，甚至弄得面红耳赤。

    这两个人宣传的东西，都是贺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的争论，他听得格外仔细，还不时插嘴问些弄不清的问题、名词术语什么的。他觉得，陈图南讲的，仅是一种想法，一种理论，似乎根据不足，颇似空想。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很难做到。花汉儒说的，却是一个国家已经做过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尽管这个国家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他不清楚。他多次请花汉儒具体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花汉儒告诉他，俄国革命是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