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部长孙运旋。他们指挥着60年代未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蒋介石于1972年5月“推荐”他的儿子当行政院院长时，李和孙是被蒋经国保留下来的仅有的三个部长中的两个。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1972年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些变化标志着台湾当地人在参与政治上的突破。1960年卷入政治麻烦的前台北市市长高玉树被任命为邮电部部长。同年12月，“自由中国”举行1947年以来的第一次普选为台湾人候选人提供了机会，使之改变了他们在老化的国民大会中所占的微小的代表人数的状况。（为了保持拥有大陆主权这一构想，可供选举的席位只有53个）新成员的选举每6年举行一次，然而，1947年当选的1376名代表都是终身的。）
1972年只有一件事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蒋介石再次当选总统，并于5月20日宣誓就职。这是他第5次连任国家元首。
专家政治的有力发展对蒋的外交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复一年，台湾政府不得不拉选票以保证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与那些会投台湾一票的人交朋友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新成立的非洲的国家提供专家咨询和技术服务。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被邀请来参观台湾的农业生产。当然，这些领导人对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很满意的。紧接着，台湾又开始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培训非洲人，派专家到非洲国家工作，时间通常为2年。在1961年至1966年中期，蒋介石政府向非洲19个国家共派专家630人。结果，在诸如利比里亚、卢旺达和象牙海岸等国家水稻产量大幅度上升。并且品种也多样化了。台北为此得到的回报是，当联合国就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中的席位进行争论时，这些国家都对台湾投了赞成票。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这实在让人吃惊。如果大家都不象蒋介石那样固执的话，那么关于国民党政府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设想早就被抛弃了。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蒋介石自己对任期合法性的说明本身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我们有理由相信，蒋介石并未完全被其“收复大陆”的梦想所迷惑。他在1966年2月21日的一次较公开的讲话中说，假如台湾在两年内发动进攻的话，他自己的军队，再加上美国的帮助，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的。以后就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能力把中共赶下台了，因为到1968年时，中共将会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核武器系统。1968年来去匆匆，蒋介石还是未能“收复大陆”。但是，他仍在发表号召“收复大陆”的讲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攻大陆”的计划也逐渐模糊了。
对蒋的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是来自尼克松总统。
一些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注意到了发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国季刊《外交事务》上的一篇尼克松写的文章。该文是尼克松在1963年竟选加州州长失败后的政治混乱情况下写成的。尼克松在文中暗示，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候不久将来到。
1969年7月25日又出现了一个更明确的前兆：尼克松在对关岛的短暂访问期间发表了一项新闻声明，他指出了两点：
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这里很明显是指中国）。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尼克松说：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他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是以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先生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必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已经垂危的地位。联大第26届大会正准备在10月末召开。早在8月2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但这一保证是虚假的。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学说，这对蒋介石或毛泽东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事。
由于这种形势已经很明确，蒋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他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总值达5990万美元（当时为240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辩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共产党手中。
当大会就此进行表决时，76个联大成员国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安理会，井同时撤消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然而，还是有3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