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重申了它的观点：蒋介石政府是“自由中国的真正代言人”。国民党政府也声明，恢复大陆中国人的自由的“神圣使命”应当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实现。于是，蒋介石就放心地长期等待下去了。
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直到撤离大陆以前，蒋介石的生活一直是动荡不安的。
在台湾他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但相对来说，生活要平和稳定得多。
在他的统治下，台湾成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这不是因为它的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它的经济繁荣，发展迅速，相对的满足以及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经过拼命争夺而得来的台湾这一小块土地才是蒋介石拥有的一切。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台湾的发展是他人的成就，是辛勤劳作的台湾人民的成就。这一点是不难看出的。然而，这样说也许是不公平的。
正如一个总司令可能被迫因其下级军官的得失成败而有权利得到荣誉或别人责备一样，台湾的成就最终也应该归功于蒋介石。
蒋介石在台湾的状况是十分异常的，他的政府亦是如此。
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那是没有先例的。
大陆陷落以后，他带着残余部队及其追随者们，来到了由日本殖民者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并且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已承认为中国领土的台湾岛进行避难。这样就有了两个中国政府。
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除台湾岛和少数沿海小岛以外的所有中国领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可否认地控制着台湾，而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两个中国。但是，不论是共产党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
整个世界都认为北京政权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在局外人看来，蒋介石对大陆主权的需求是荒唐的，甚至是无礼的。然而，从权力的角度来讲，蒋介石的主张有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如果他不坚持这个主张的话，国民党如何统治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呢？他只有坚持这个主张，即他的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坚持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他从无半点的忧柔寡断，并且宣称他能够“证明”他在台湾保护了自己的权力，根据这个荒唐的逻辑而制定的铁一般无情的法律和一系列类似的反常事情只好持续下去。由于台湾人口的发展，1975年达1600万人，在这个小岛上只好有两个政府，一个管理全中国，另一个治理台湾省。
1947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开始了第一次大选，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选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次非正规的演习而已。
立法院的大部分成员都投奔了台湾。坐镇的立法官员皆为老年人，年复一年，直到他们者死。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着久已失去联系的大陆各省的远方“投票人”的利益。
大多数台湾人民在这个“国家的”立法过程中实际上没有发言权，他们最多只期望能在省级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1972年底的部分选举给老年化的立法机构注入了一点新鲜血液，但是，直到这时为止，那些明显的异常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一个被外界喜爱或惊叹的空想是完全不真实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一点是绝对真实的，即蒋介石枯萎的权力宝座和国民党的最后一块避难之地。否认这个不真实的现实，就意味着要通过放弃这个权力基地而让位。
况且，蒋介石已经度过了那个另有图谋的辞职阶段。他来到了台湾，并且要在这里呆下去，直到时间宣布他死亡为止，或者将来有一天一些未能预见但并非不可能的形势会恢复他合法的南京政权。
蒋介石的希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达到了高潮，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凉了下来。
他与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曾保护过他的台湾基地，也有效地阻止了他利用这一基地。从此以后，他的希望随着每一次国际危机的到来和听到来自中共的可怕消息而变得恍惚不定对蒋介石来说，这些时刻比任何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破记录数字更有意义。
1955年1月出现过一个这样的时刻，当时，中共派了一些战舰和飞机在大陈岛北部的江山岛登陆。国民党守备军队的720人全部战死。
在中共对大陈岛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之后，周恩来于1月20日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在此期间不允许联合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进行干涉。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以他的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请求国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击退共军在台湾海峡的进攻。
国会授予了总统所需要的权力，蒋介石也相应地受到了鼓舞。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停火谈判并遭中共拒绝以后，这场危机也就结束了。
令蒋介石感到欣慰的是，他不久便证明了他在西方主要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