吁保护中国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他们还宣布成立“中央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新生活运动”，有一件很奇怪但鲜为人知的事情。
“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二次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如下的失败理由：
1、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
2、“新生活运动”的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们行动的监督者，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
4、“新生活运动”的要旨没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们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大多数高级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不以为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拥护蒋介石。
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八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这样一来一盘就能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
有一位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当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就未免太挤了！”
蒋借“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一场反毒品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28年，但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散漫拖拉之中。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在“剿共”的江西和其它地区开展了禁止鸦片运动。
他命令处死制造、买卖和运输鸦片者，并授予北京地区警官以类似的权力。吸鸦片的国民党和政府官员被限定在三年内戒烟。另外还成立了戒毒协会。许多戒毒法随之产生。
到1937年为止，那些仍然进行鸦片运输的人，即使是同谋犯，也都要被枪决，没收其财产，三年之后，被认为有罪的吸毒者将接受强制性治疗，然后服刑五年。在自愿治疗期限内不接受治疗的官员将被处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把禁烟的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于是蒋又有了一个新官职——“禁烟总监”。至少这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
在同一天里，蒋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新的最后期限，并宣布违抗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1936年元旦之际，他又宣布禁止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生产鸦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六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日本人早已决定征服中国了。
一般说来，产生于“新生活运动”的禁毒运动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一千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青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
在民众的眼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从过去搬来的说教代表了土豪劣绅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场运动只不过从那些苦难的人民身上一擦而过，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
1934年秋，就在共产党从江西突围开始长征的时候，蒋及其夫人乘坐飞机开始了周游全国的旅行。飞机的出现第一次使这种“与人民见面”的活动成为可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访问中华帝国的每一个省份。
但是，开始时蒋介石并没有这种计划，他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希望坐飞机进行短期旅行。在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少帅张学良的陪同下，蒋氏夫妇飞往洛阳参观了一所新成立的军事学院。为什么不去看看西安呢？张学良建议说。于是，蒋便无意地来到了这个两年之后被扣押的地方。然后就是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游。旅行结束时，他们已行程5000英里，访问了华北和西北的10个省份。
对于比较边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在那种时候，一位领袖的到来——特别是乘坐飞机而来——打破了他们单调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导人——也许首先是戴高乐——早已陶醉在了人们的欢呼声中，并从目睹人们对自己的欢迎中吸取力量。这种事对蒋氏夫妇来说也已经是现实了。
由于尝到了“名望”的甜头，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了。这时旅行已不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系统的计划了。他们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