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认为“邦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陈氏兄弟的叔叔和邦会帮助蒋介石从贫困中崛起……成为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蒋介石建立右翼政府，使蒋介石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
1927年上半年，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酝酿中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这一年是最混乱的一年，在大城市上海和广州，还有其它一些地方，共产党多次举行起义，但大都失败了。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也破裂了。
尽管蒋此时登峰造极，但他曾有段时间在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政府”中被撤消了所有的职务。这一年还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蒋介石辞职、蒋下野以及他第三次结婚等事件。
1927年初，在蒋试图用自己的旗帜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存在着三大障碍。
随着吴佩孚及其同盟者的失败，唯一与蒋对立的强大军阀是北方的张作霖。这一障碍纯属军事性的。
政治障碍或许更加严重，既有还没有完全团聚起来的共产党，也有汪精卫周围的国民党左派。汪在与蒋发生冲突之后，迅速转向了左派。
1926年3月20日，蒋的反共突然袭击曾使汪的职务丧失并漂泊海外，这件事使蒋很难得到汪的好感，但在这一年的9月底，汪给蒋的来信打动了蒋。汪在信中说，对于3月份发生的事情，他们之间已没有什么分歧了。蒋立即于10月3日用一种和解的语气给汪发了一封电报。
蒋在电报中说，他打算把两个同事送往法国，以便请汪回来负责党务。
但是，蒋并不知道汪的用意，后来，他才知道汪给他写信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他对汪的疑虑，并且使他确信，在适当时候汪会回来，事实上，直到1927年4月初汪才回来，一回来，就开始抨击蒋。
汪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党内的调解缓和，而蒋则主要在前线忙于战事。虽然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控制着武装部队，并且通过其他职务控制着党和政府，但他还必须对执行委员会负责。
在该委员会中，支持他的人被动、沉默，而他的对手们则主动、活跃。这个委员会并不大，只有36个成员，但其中16个是反对派，当然，只有7位是共产党员，其他的不是左派就是激进派，他们都反对蒋大权独揽，专制独裁。
非共产党的反对派包括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以及她的弟弟宋子文（由于受到美国的支持，他很有份量），还有被暗杀的左派领袖、财政部长廖仲恺的夫人。此外，还有宋庆龄的继子和其他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姓邓，他曾是蒋最信任的助手，后来转向激进的一方，不再忠于蒋了。他最后被蒋杀害。
1926年10月15日至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东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反蒋决议。该决议谴责个人专权，却不指名道姓。执委会还召请汪精卫回国，并赞同国共合作。
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带着满意和希望观察着中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正在用武力向北部推进革命（这正是他们需要他做的）。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机会将轮到中国共产党。的确，对于既有力量又有策略的俄国顾问和在国民党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奢望。
随着北伐的推进，政府仍留在广东显得不便。蒋要求迁都南昌，因为蒋介石的军队都驻扎在南昌。
但大多数中央委员愿意留在武汉。
在武汉，人们曾就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另外，共产党及其左派支持者都知道，在大工业区武汉比在南昌更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
由于多数人主张迁都武汉，蒋作了让步，同意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不久，他对这一决定又感到非常后悔。实际上，在政府迁至武汉之前，共产党及其同盟者就来到了武昌。
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的联合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非共产党左派和宋子文。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有俄国人鲍罗廷，他在背后对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
在12月13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新的委员会代表党和政府选举了它的领导机关。虽然该机构是临时性的、但从那以后，武汉成了反蒋中心。
反蒋活动仍在继续进行，蒋发现自己被描述成“军阀”或“独裁者”。很多地方挂着他的肖像，肖像的一边是希特勒，另一边是墨索里尼。
蒋怎么办呢？没有人会在对立中让步。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在武汉试图说服该委员会放弃敌对态度，但毫无进展。此时，广州政府已迁至武汉，从1927年1月1日起开始办公。
共产党认为他们已稳操胜券。一年来，他们在各地加快了革命步伐。中共试图赢得工人的支持，尤其是赢得上海、广州、汉口等大工业城市中的工人的支持，这是他们作为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离开中国城市工人人数很少而农村却有成千上万农民的这一事实。起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