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这句话是杰出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60年代用来描绘非洲革命形势时的名言。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正是革命者鼓动革命的好时机。孙逸仙博士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对他的政治遗产发生了分歧，他们是蒋介石和毛泽东。
“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这句话是杰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60年代用来描绘非洲革命形势时的名言。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清王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帝国的秩序动荡不安，这正是革命者鼓动革命的好时机。
孙逸仙博士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对他的政治遗产发生了分歧，他们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
几个世纪来，中华帝国体制稳定，国泰民安，但到清朝统治时期国势开始衰落。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口爆炸。1778年统计时，全国人口已达到242，956，613人。人口增加了，但并没有新的土地开发出来。清廷更担忧祸从国外起，于是限制向海外移民。中国人滞留国内，人口不断增加。
本来工业革命能够解决人口问题，但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更为严重的是，洋人带来的贸易和工业品已深入内地，破坏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手工业。中国人毫无出路，因为工业化国家通过关税壁垒来限制中国手工业品的出口。
接着，洋人进来了，在我们这个交通发达，通讯便利的时代，要理解洋人来到中国后对中国人及其统治者形成的变化与心理冲击，并非易事。与其他文明不同，中国在封闭中发展了自己的文明。沙漠、高山与大海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起来。
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比境外的“夷人”以及汉族周边的“南蛮”、“北胡”都要先进。在这种情形下，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概念，在中国是无法被理解的。
中国皇帝认为接受“夷人”来朝是屈尊大驾，和“夷人”没有进一步交往的必要。
中国还有独特的表意文字——汉字。汉字复杂难懂，必然导致大量文盲。能够掌握汉字的人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而那些家境贫寒、智商低下的人则被排除在外。然而，有发展前途的孩子即使家贫，如果得到地方慈善机构或富人的资助，也有受教育的机会，中科举，取功名，从而走上仕途。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并没有森严的等级界限。
但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中国社会有过森严的等级制度，最高等级享有至上的尊严。中国俗语“天无二日”意思是说，皇帝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中国是天下唯一的大国。在皇帝独裁之下，违抗皇帝命令是十分危险的，简直与背叛无异。
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法制不如其他国家发达，虽然有刑典制裁犯罪分子，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法典。
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也不同一般，上帝的启示在他们的人生中没有作用，他们显得宽容大度。
中国人崇尚迷信，信仰佛教或道教。
西方人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其实这是误解，事实上，儒教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是中国的国教。不断的动荡，改朝换代，都需要儒教来确保社会的稳定。
然而，长期的稳定也有副作用，它带来社会的僵化与停滞不前。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建立了举世无双的伟大文明，他们的聪明才智与发明创造都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的农业技术领先于欧洲。皇帝大兴土木，把洪水泛滥的黄河流域及其他江河流域开发出来精耕细作。在农业、艺术、文学以及国家制度等方面，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因此，点滴的变化均被视为异端，任何革命都得不到鼓励，似乎一切已达到完美的顶峰，不可再臻一步。
在这种秩序下，君主享有精神统治权，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但不是永久的。人们认为君主是正义的化身。如果他不代表正义，就有可能被取而代之。
中国历史上的“犯上作乱”都因此而起。如果失败了，起义者就成为历史上的“叛逆”；如果胜利了，起义领袖就会黄袍加身，改朝换代，而被废黜的君主则失去其“天子”地位。
与绝大多数的外国人不同，中国人既不受讨厌的法律的桎梏，也不受基督教原罪概念的约束。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他们忠于自己的家乡、家庭和家族。在这种“家”的环境下，长者仲裁纠纷，一人得道，全家沾光，一人遭灾，全族救援。
当外国侵略中国时，中国社会受到强烈的震撼。中国统治者妄自尊大的思想被粉碎了。他们发现外国技术比中国先进，同时他们又自我安慰，说外国的哲学没有中国的发达。但是，这种观点经不住事实的考验。
英国人来到中国的大门口，因其要求被中国拒绝而向中国宣战，中国方面认为英国发动战争是强迫中国进口印度鸦片的帝国主义行径，因此这场战争被称为“鸦片战争”。英国毫不费力地打了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