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
“老贾，”他转脸对坐在一旁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先抽空去看看薄一波？”
当天下午，贾素萍一行四人就去探望了无家可住而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在第二招待所传达室，贾素萍一见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者”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便十分热情地上前问候，并伸出手：“薄一波同志，您好！”薄一波顿即感动得涕泪交流。十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专案组无数次对他调查审问，从不称他为“同志”；也不通报单位姓名，更没有任何让人稍稍过得去的结果；而此刻站在面前的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等四人，不但亲亲热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是奉胡耀邦部长的委托特地前来探望他的，所以他激动异常。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贾素萍说。“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取您的意见和要求。您看怎么样？”
“不，”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
边说着，薄一波就把贾素萍们请到自己的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一吐十多年来的悲愤和夙愿。
从此，贾素萍一行四人冒着盛暑，在京城到处奔走。他们找到了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元、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并逐一交谈。孔祥祯在交谈中指着自己已经残废了的双腿说：“过去红卫兵和专案组的人多次来，口称调查，可是比审讯还凶。我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他们全不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双腿都整残废了。他们后来再找我‘调查’时，我就不再同他们谈一句话，给他们吃闭门羹！这次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8月上旬，贾素萍一行飞到了安徽合肥。
一下飞机，江淮的炎热使他们好像突然掉进了蒸锅一样，但他们还是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找到了刘澜涛。这位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从西安被揪到北京，关押审讯了八年。1975年5月28日，他虽然被从监狱中开释出来，但专案组仍把“叛徒”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给他自由，不许他和任何亲友见面，并逼迫他“下放”安庆。为此他写了一首小诗：“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出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以表明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志。现在见到了“党员之家”派来的人，让他倾述他们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的一家在自己人的“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富有理智而坚强的刘澜涛不禁热泪滚滚。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菜豆角亲手做菜，招待贾素萍一行。贾素萍说任务紧，婉言拒绝了刘澜涛的盛情，又仆仆风尘地赶到淮南去见安子文。
被幽禁于淮南的安子文，面对他在“文革”前做了十多年部长的中组部来的同志倍感亲切。他回想“文革”中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过许许多多的迫害与凌辱。以及康生们强加的“叛徒”罪名，原以为人们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或仍然对他歧视敌视，谁知贾素萍一行不仅带来了部分同志的关怀与问候，还带来了平反冤案的希望。他刹那间苦屈难诉，呜呜痛哭不已。
贾素萍，行结束了在安徽的调查访问，又快马加鞭地赶到山东、天津和吉林，然后再折往西安，去访问一位年过七旬的知情人。连续数月，他们走访了“六十一人案”中所有受迫害而仍健在的同志，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我们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位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文革”伊始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总理当时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
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直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患了心脏病。写证明材料的同志也争分夺秒。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仍是“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今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四八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胡耀邦家。
胡耀邦连忙挑灯夜读。这一段时间，胡耀邦不但常常夜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归来，他都立即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