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三反”运动开始。挥逸群因曾将《解放日报》相当于两千个“折实单位”（每单位等于大米一斤、麦粉一斤、煤球一斤、龙头白布一尺的市价）的公款，相当于1954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千元，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为此作了多次检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硬说挥逸群企图“从中牟利”，责令其停职反省，由张春桥接任《解放日报》社长。
1952年3月，挥逸群就因上述两项“罪行”被开除党籍。《解放日报》发布了头版头条新闻并发布社论，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全国各大报亦广泛传播。
1955年4月，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冤案发生。挥逸群因1936年后在上海、香港等地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于同年5月10日也被秘密逮捕。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纯系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在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完全与世隔绝，也不能与家属通信见面。l965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照样对他起诉；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照样对他秘密开庭审讯，判其。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以示把他冤关了十年半完全有理。
同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被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笔者家乡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原行政七级每月三百多元的副省级高干，每月只给生活费三十七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哮喘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不久，七十一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来京打探消息。他在新华社的老友庄重对他说：“‘你可以直接去见胡耀邦同志，请他为你申冤。”果然，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
彻底平反昭雪。胡耀邦还介绍他去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就根据挥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在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一百二十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挥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挥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结论：挥逸群同志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后，挥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同年5月12日，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举行了挥逸群骨灰覆盖党旗的悼念仪式，宣读了长篇悼词，新华社和京津宁沪各大报都发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手持张稼夫介绍信，踏入胡耀邦家门槛，向胡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说在全国，现在虽然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同时，他还正式向上报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与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背道而驰，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不但如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竟把彭老总在庐山招灾惹祸的那份“万言书”，推荐给一个号召大伙讲真话的单位负责人，作为向其本单位做形势报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宣传提纲时，他又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提纲的引语……
所有这些作为与言论，都很快一一击响了康生耳鼓。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
l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有人提议让秦川去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科教部；即将寿终正寝的康生还是不放过他，叫人传话对秦川要“控制使用”。直到“四人帮”垮了台，秦川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胡耀邦陈述主要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