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我总觉得有点荒唐……因此，开完‘九大’到黄湖（五七干校）以后，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
胡耀邦早在林彪发迹之时，就对此有所觉察。他曾对林彪鼓吹的许多唯心主义、实用主义谬论表示过轻蔑与反感。早在“文革”前夕，林彪神吹“突出政治”之说时，胡耀邦就敢于当众嘲笑：“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对过去盛行的对领袖人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方式，胡耀邦也表示过异议与反感。他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礼仪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说过“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说法不科学嘛！”他提倡青年学会独立思考，即使是对领导人物说过的话，“也可以怀疑”可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
胡耀邦在受审期间。接受过无数次“外调”与“审问”，先后写过100多万字的材料。他自己认为，除对一位领导同志一度上纲过高外，一般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材料证明一个老干部曾“叛党通敌”，他说：“叛党通敌不能随便说哟，我反复想，不是这么回事，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写几千字的材料，揭发这件事，说林彪的罪恶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l974年春天，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林批孔批木儒”的文章，对所谓“法家”的评价越来越高、闹了不少笑话。有些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总理，使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感到担忧。一位同志对胡耀邦讲了上述疑问与忧虑，胡耀邦心照不宣地笑了，说：“咱们只谈观点，不谈人事。”他翻开正在阅读的一本列宁著作，指着一段划红杠的地方——
“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严重的危机之一。”
“文革”期间，胡耀邦不仅在政治上立场坚定，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思想理论上，他也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犯错多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诚实。诚实的品格最重要，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胡耀邦曾经嘲笑这样一种“笔杆子”，他们好象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你想用什么。他能写什么；还能写得振振有词，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亩产几万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
最、最”，现在又把“法家”说成“爱护人”的革命家，陈胜、吴广与秦始皇几乎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胡耀邦对这种“笔杆子”极为轻蔑，说这种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骨头！”
随邓小平复出，胡耀邦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随着邓小平再次下台，胡耀邦也再次受到冲击。
l974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l957年3月，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年批判批判。胡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了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胡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胡耀邦认为知识分
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l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人学人托难）、票子（工资大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