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心之外的孙中山
当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响起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十多天前，他在旅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可是，密电码本随着行李先运送到了丹佛市，孙中山一时无法译出。直到1911年10月11日晚到了丹佛市，从行李中捡出密电码本，他才知道：“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
此刻，孙中山无法筹得款项。他本想马上拟电回复，建议黄兴他们暂时不要采取行动。可是，当时已是深夜，加之多日奔波，筹款演说，思想烦乱，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得上床睡觉，打算明晨精神清爽时候，好好思虑一番，再去复电。
旅途疲乏，使得孙中山一觉醒来，已是10月12日上午11点多。在去饭堂用餐的路上，经过走廊报摊，他顺便购买一份报纸携入餐厅。他坐下一看，一段电讯赫然写道：“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开始，孙中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待他再看两遍，便紧紧抓住那张报纸。惊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见。孙中山匆匆吃过早餐，立刻回到旅馆。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他马上回答：是马上回国直接指挥战斗，还是先在欧美进行外交活动？
经过一番思考，孙中山决定暂时还是留在国外，走访美、英、法3国政府，争取国际对新政权的支持。他认为，在这关键时刻，外交活动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于革命成功更有裨益。他决定从纽约去欧洲，先从外交方面做出努力，解决革命党与西欧各国的关系，然后再回国。
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并不像孙中山估计的那样。孙中山活动的第一个重点首先是美国政府。在赴纽约途中，路过圣路易斯，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孙中山意识到，中国革命已为世界所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他到了芝加哥，又满怀激情地为中国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代拟了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布告：
武昌已于本月19日（农历）光复，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而虏运行将告终。本会谨择于24日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仰各界侨胞届期踊跃齐临庆祝，以壮声威，有厚望焉！
此大会后，有十多家西方报纸想采访孙中山，但都被他拒绝。尽管如此，“孙逸仙”这个名字已经频频成为这段时间外电报道的重点对象。其中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孙逸仙博士的信徒设在纽约的总部，昨天晚上挤满了人。据称，几乎每一个出席者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墙上悬挂着孙逸仙博士的巨幅油画肖像，还有其他穿着革命军军装的士兵和海员像。大家都在谈论革命。
10月20日，孙中山自华盛顿抵达纽约。在纽约，他对华侨演讲共和政治，向美国朝野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希望博得他们的同情。同时，他确定今后革命计划，拟由黄兴领导湖北革命军对清作战，由胡汉民、朱执信诸人相机争取广东反正，并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敦促他率领所部归降。
当时，孙中山是以化名前住纽约的。为保密起见，除同志每日因事谒见外，外界无人知晓。
11月2日，当黄兴在湖北军政府紧急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时，孙中山正乘坐在从纽约开往伦敦的轮船上，英国是孙中山为一个新政权开展外交努力的第二个国家。11月14日，孙中山委托他人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交涉，再一次向英国政府“止绝清廷一切借款”等三项要求，除此之外，还表达了强烈希望取得英国对中国革命的“友谊和支持”，向其借款100万英镑，并允诺革命胜利以后，“给英美在华若干优先权利”。
孙中山提出的要求遭到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否定，并在英外交部传为笑柄，称孙中山为“理论性的与喜说大言的政治家”。而格雷仍作绅士状地表示“英国将保持中立”。孙中山充满希望的英伦之行，也并不如愿。
虽然英国外交大臣此时并不看好这位来自遥远东方的革命者，但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冷冷拒绝孙中山的同时，在中国国内，江苏都督程德全已致电各省都督，希望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电文里说：
大局粗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合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我公力顾大局，想亦无不赞成，即祈速复。
两天后，孙中山在致民国军政府电中，第一次公开表达了对民国总统人选的态度：“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
后来很多学者认为，孙中山缺乏牢固掌握政权的意识，当初不该发这种同意黎或袁担任总统的电报。孙中山在电文后面也表示，不管选谁，“但求早固国基”，这正反映出孙中山超出一般政客的气魄和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