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回忆：他不喜欢毛的主要原因是毛从来不说他的党内同事的好话。赫说：“毛从来不承认他的同事与他平等。毛唯一似乎满意的一位同志是邓小平，我记得毛指着邓小平对我说：
“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而且前途远大。”⒀邓的屡次提升，使他置于中共组织画务的核心位置，组织工作就成为邓这十年的后几年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当时被任命的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其他成员有刘澜涛、宋任穷、谭震林和杨尚昆。它的组成清楚地表明中共所强调的团结，因为这些人都代表着党内各方面的成分：刘澜涛是陕北苏维埃时高岗的同事，尽管从1933年以来他们有过多次冲突，最显著的是1938—1941年期间在太行山区的杨尚昆经邓的周旋，使他和秘书处的大部分人保持了极好的政治关系。宋任穷曾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谭震林和邓小平一样，自从三十年代就和毛泽东开始了共事。刘澜涛是薄一波的追随者，在太行山区是邓的同事，是1953年受高岗攻击的主要受害者。
接下来两年的书记处工作，大部分是组织工作，这是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批准的一个职能完全不同的更具有政治色彩的秘书处。邓在“八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与邓在1954和1955年担任的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相比，该职位的权力更大）。邓受命担负起了修改党章的重任，这是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带来的许多主要变化之一。正如他在讲话中所阐述的那样：自从1945年上次大会以来，党的状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党已夺取了全国政权，成了执政党；党员从一百多万增加到一千一百万，以前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在解放区的农村里，现我们的党员分布到全国的每一个城镇；党的目标已经从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发展国民经济。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政治环境，邓建议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总结，把所有经验都要适当反映到新的党章中。⒁
有趣的是，邓在当时的许多建议不仅预言了他在八十年代初将要开始实行的政治改革计划，而且也是他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山区已经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继续。一个例子就是党政职能清楚地分开，以便加强党的领导。游击战期间，中共必需参与所有的活动，这是它的优势。但在五十年代初，中央领导经常批评党过多地插手和管理政府工作的倾向，以致使政府部门只会等靠党的指示办事，加重了党的负担，造成了党的系统的混乱现象。1941年邓曾在中共北方局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概括地提出类似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曾在太行山区实行过，后来在中共北方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⒂
邓不仅关心行政事务，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党的程序和准则。他曾强调：特别是在赢得大众支持和保持党的团结方面，要把1935年之后的党的传统作为行动指南。这就是党章中最显著后来又完全被人误解的变化之一的基本的来龙去脉。1945年的中共党章明确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在1956年的党章中将“毛泽东思想”删掉了，仅留下“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资料特别是各种“红卫兵”组织撰写和分发的资料，尖锐地批判了邓小平建议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从党章中删掉的行为，他们把这看作是反对毛和迎合苏联论调的主要依据。⒃那时邓刚从莫斯科（4月）回来，在那儿他参加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听了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谴责。⒄一些西方评论家如D·W常和鲍纳维亚，曾由于相类似的原因而把邓与毛关系的破裂追溯到这个时期。⒅
以苏联为榜样跟着苏联路子走，不可能是党内变化的主要原因，因为1953年共青团的章程已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掉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措词的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这个决定不是由中共领导层集体决定的说法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尽管他在中共“八大”的讲话中批评了个人崇拜，但他强调与苏共不一样，中共总是认为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错误总是难免的，因此我们从来不愿采取苏共那样全盘否定的作法。而且，这时，实际上是在这前后的很多年中，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护党的纪律和党的团结。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邓不无道理地担忧，当时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正在导致中国政治中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不仅对毛泽东本人的领导，而且对党组织的领导都会造成威胁。尽管他不同意毛有关中国未来的一些观点，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不威胁到党的团结，只要决策是由集体来做，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欢迎的。事实上，邓完全懂得毛在中共政治中独一无二的作用，但他仍然把党的集体领导看作是一大优势，因此，他希望继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宣传，即使这个用语已正式从党章中撤了下来。
他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重要讲话中，以一定的篇幅阐述了在党内进行辩论的正确程序、集体领导的必要性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根据邓的观点，如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