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难相处的同事。在1949年之前的斗争岁月中，他们曾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在一起并肩战斗的集体领导班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早期，毛所提出的战略战术的观点屡次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大多数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所提出的战略战术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就导致了他总是高人一等，他过去一贯正确的声望和坚持领导班子的团结使他赢得了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同事们的信任，这些人在当时和后来成了他忠实的支持者。
1957年底，毛又一次试图把他的发展设计付诸于实践。在几个省一级领导人的帮助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有四分之一多的农民参加了这场运动。至少在统计的数字上来看，成果是很大的，水利方面的大跃进很快演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大跃进。毛认为中国应该依靠劳动力代替资本投资，在15年之内实现工业化。新的大规模的农村生产单位——人民公社——两个月之内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了，到处都在开展大炼钢铁，甚至有人声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社会——马上就要实现了。在所有这些左道邪说中，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这当然是最使苏共感到恼火的，因为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认为必须应该在苏联首先建立共产主义。
到了1959年，党内一些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一切并不是那么顺利。然而，当以彭德怀（当时的国防部长）为首的人对毛的一些作法和设想提出反对意见时，毛把他们都批成了反党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跃进又延续了一年。但到了1960年底，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中共不得不停止了“大跃进”，毛从政府日常工作中退了出来，把政府的日常工作留给了副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邓处理。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地位。然而，在60年代的前半段时期中，在陈云的渐进主义战略和一个比较团结的中央领导班子的指引下，中国开始了卓有成效地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各种问题。
然而，毛仍然没有放弃他的设想，而且整个60年代初期，他对“修正主义”的危险变得越来越担心了。中国的情况正处于放弃对革命事业追求的危险境地中，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甚至有可能如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那样，他越来越多地感到他已经被挤出政权之外。依照毛的观点，决定中国发展的应该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实际上就是概括了毛在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毛的斗争目标是共产党本身，通过一系列逐步的升级最后把斗争矛头一直指向诸如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都被打倒了。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初求得党内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后来又求得了政治化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的支持和当时国防部长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的支持。尤其是红卫兵，受到鼓励去推倒所有的各级政权，攻击他们的老师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那时的知识分子被作为反动的学术权威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斗争十分狂热，大获全胜。几乎所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都被“揪出来”受到批斗，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关了门，比较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囚禁、没有被杀害、或没有被逼迫自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生产第一线去，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中对他们的错误路线进行反省检讨。邓也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他1966年被撤职，1969年被下放。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的一片混乱，正常的秩序不得不由解放军来维护，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中，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70年代初，由于解放军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逐步加剧了党内的冲突，这个冲突最终是由于林彪和其他几位军官在蒙古上空的飞机失事遇难后才得以解决。
据说他们曾策划了一次反对毛的军事政变，这个阴谋败露后他们本来是要逃往苏联的。林彪的死却为“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进行反思提供了一个机会。尤其明显的问题是缺乏管理国家的高级行政人才。1966—1968年期间党委和政府已被改组；解放军也正逐渐地返回兵营。比较稳健的领导人周恩来，不顾中共激进派的反对，设法使“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恢复了职务。1973年，这些重新复出的领导干部中最主要的一个人，就是邓小平。
在毛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激烈的党内斗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激进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保持住那些被他们认作是“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东西，这是他们获得政治权力的资本。另一方面，一些人，主要是周恩来和邓，他们强调把经济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共政治目标的先决条件。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对邓的批判达到了一个高潮，4月，为纪念周恩来和反对激进派所举行的群众性的示威活动，为激进派又一次打倒邓提供了一个借口。华国锋接替周成为总理，毛去世后，华国锋又接替毛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共领导层中极端激进分子江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