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⑨
在大决战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⑩像这样大量地吸收俘虏兵，让他们在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在过去还很少有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
毛泽东收到以上各电后，在八月一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⑾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⑿
这种“和平运动”确实只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蒋介石于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他们的应变方针。
政治方针：“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在“实施要领”中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