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他向县区乡村干部及农民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审阅下面送来的报告。他经常同周恩来、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一起就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请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军区、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意见，还十分注意阅读新华社汇集的国内外新闻报道、评论以及《晋绥日报》登载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础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作讲演，还组织其他人撰写文章、社论、报道，经他审改后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半年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十五篇。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要集中精力来研究政策问题？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关键，也因为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不少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倾向，使他更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得更透彻：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22)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3)
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自己要懂得和执行党的政策，而且“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24)他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但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
为什么各地在规定和执行政策上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呢？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个电报中详细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四类原因：第一，“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第三，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第四，“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25)
鉴于正确地规定和执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鉴于以往有些地方擅自决定政策和上下连系不够的教训，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第十天，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指示中强调：“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26)三月间，他接到邓小平关于大别山地区几个月工作所受的“左倾冒险的、急性病的害处”的报告后，认为这个报告是“非常好的”，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告诉他们：“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要求各地在每两个月向中央所作的综合报告中，不但要报告各地规定的策略与政策，而且要说明这些“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27)
在研究政策和策略问题时，毛泽东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