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判断，毛泽东得出结论：“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④
全面内战成为事实后，七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又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⑤可见，即使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初期，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仍在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
怎样去争取自卫战争的“大胜”呢？鉴于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过实践中的探索，后来都作了比较大的调整）。
在南线：
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下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郑位三部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为基本行动目的，立即组织突围。由于中原军区东部的鄂东、皖西是国民党预有准备的筑垒地带，北部则东西向的河流较多，在国民党军队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虽也有国民党军堵截，但地域广阔，便于机动，便于就粮，而且鄂西北、豫陕边地形复杂，高山峻岭，便于分散坚持，如果情况十分紧张，还可分向陕南、湘鄂川边突进和向陕甘宁解放区、太岳解放区转移。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批准了中原军区的建议，决定他们除以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一部分部队以苏皖边解放区为目的地向东突进外，主力三万多人分两路西进，越过平汉路，直趋鄂西北及豫陕鄂边地区。
在毛泽东考虑中的南线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五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四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踏步挺进的计划。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⑥
在北线：
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而将冀东、热河作为钳制方向。毛泽东向华北部队提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⑦
除了作出上述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⑧而在目前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的方针，以争取时间。他十分强调东北应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主”，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⑨
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八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三十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发动进攻。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合围圈，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于七月底八月初分别进到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中，由王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