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⑨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⑩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料到来得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⑾。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⒀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⒁。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⒂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⒄这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⒅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