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28)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的军事进攻中，阎锡山于十二月在晋西发动的进攻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事件最为严重。
山西新军的正式名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阎锡山建议，取得阎的同意后成立的。开始时先建立一个团，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新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协同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恐慌，决定用他长期控制下的山西旧军来消灭这支力量。晋西事件发生前，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和平妥协的危险已成为严重的危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29)
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毛泽东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4)。
十二月底，晋西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阎锡山看来，在晋东南和晋东北地区，抗战派的力量比他们大，而在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他们的力量比抗战派大，有可能把抗战派压服。因此，他们先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后再转而进攻晋西北。蒋介石又调中央军从晋东南方向积极配合，随时准备乘隙而入。这样，晋西成为八路军、中央军和阎军三大力量斗争的局面。毛泽东判断：“如此战新军失败，蒋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35)他指出：“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36)这时，晋西南新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方针，将前来进攻的旧军两个旅击溃。山西工作重点已转向保卫晋西北的斗争上。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接着，要求已东进冀中的第一二○师准备调一个团到晋西北。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贺龙、关向应：“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37)第二天，他们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师，明确指出：“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要求第一二○师新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加强战备。同时要求：“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38)
一九四○年一月初，晋西南旧军封锁了吕梁山和中条山。晋西北的八路军新三五八旅和决死队在临县地区向晋西北旧军赵承绶反击，迫使他们在十三日夜退往晋西南地区。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山西问题，须候贺龙到晋西北后完全解决旧军残部，并建立政权，并准备派人去和平解决。”“现在阎有旧军三万余人在吕梁山脉，粮食困难。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可能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的方针，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要求最后划江而治。”(39)二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从冀中返回晋西北，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久，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先后成立。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行政公署由毛泽东推举著名爱国将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为主任。
这时，晋东南八路军和新军反击阎军孙楚部；八路军在太行反击朱怀冰部，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顽固派发动的这场反共高潮已无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40)
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