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⑥
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⑦
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⑧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一万二千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二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⑨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