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不是突然”，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39)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天，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十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在这以前的五六月份，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40)
六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五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七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41)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他们的飞机不时地来瑞金沙洲坝轰炸，局势越来越紧。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因为参加印刷，每个人都留了几本学习。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书里头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时我们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阳镇、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时我们听说过的。”(42)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弟弟、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来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库”的问题。这个金库是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大批金条、银元等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道：“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毛泽民回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说：“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停顿一会后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43)后来在转移时，毛泽民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专门组织连队押运，保障中央各机关的使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情焦急，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