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
②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页。
④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10月间。
⑤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⑥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⑦《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⑧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⑩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