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资助下，护送老师的灵柩归葬浙江临平黄鹤山，弟子之谊超过亲子之情。
老师死后，罗聘开始独立卖画为生，妻子方婉仪的画梅也名满扬城。但罗聘总有一桩心事不能释怀。金农的部份诗作和砚铭，生前汇刻成《冬心先生集》和《冬心斋砚铭》；《画佛题记》也在金农76岁那年由罗聘和另一弟子项均刊刻印行。可是还有不少诗作流散各地，未能汇集。循着老师生前的足迹，搜寻遗稿，编成《冬心先生续集》，是罗聘的一大心愿。再说，他也应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罗聘第一次沿着运河进了京城。
二、名动京师《鬼趣图》
按常理说，罗聘当时只是一个不知名的会画画的小文人，来到京师是很难有周旋的余地的。好在他以金农的高足的身份出现，拜访的又是金农的生前好友和对金农有所了解的人，所以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罗聘在万明寺住下不久，就拜谒了刑部尚书英竹井。英竹井即英廉，姓冯氏，汉军镶黄旗人，是一位广交游的官吏，座上宾客多为京华的显宦名流。英竹井在住处独往园接待了罗聘，对罗产生了很好的印象。由英的关系，罗聘渐为京师社交界所知，诗画游宴活动也多起来了。对罗聘最为赏识和接触最多有钱载、翁方纲、程晋芳、钱大昕、纪昀等人。钱载（1708年—1793年）字坤一，号箨石，著名的诗人、画家和鉴赏家，此时任礼部侍郎。乾隆间的许多名人都是他的朋友，金农是其一。钱载一见罗聘，就有当初见到金农一样的感觉。翁方纲（1733年—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书画均称大家，又是金石学的权威，此时任内阁学士。他对罗聘的印象是“眸子炯炯，有旷古之怀”。翁氏的《复初斋诗集》中，提到罗聘此次在京的活动最多。程晋芳（1718年—1784年）字鱼门，自号蕺园，学者、藏书家，此时为编修。他家在扬州业盐，即生长于扬州，其爱好与马氏兄弟有相似之处，“视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但不善治生，后来很是贫困。与吴敬梓友好，又与金农相识，见到罗聘，当然倍感亲切。钱大昕（1728年—1804年）字晓征，号竹汀，著名学者，金石鉴赏家，此时为詹事。纪昀（1724年—1805年）字晓岚，号石云，著名学者，此时任编修，后任《四库金书》总纂官。罗聘与这些名重一时显贵和一流学者往还，使他在京师的声望也提高了。
有人认为，罗聘跻身于京师的上流社会，除了拜访老师的旧友和名流，为老师搜集作品外，是不是有攀龙附凤、为自己谋利的意思？从罗聘出入大人先生之门而不失衣着简朴，不改以往的豪放的风格，仍以靠卖画为生的情况看，似乎没有多少做作矫情以邀名的迹象。他画名不小，社会地位不高，生活也不富裕。更重要的，他没有被表面的“太平盛世”所迷惑，清醒地看到“盛世”掩盖下的种种黑暗。一组《鬼趣图》把他的态度表明得清清楚楚。
有一种说法，《鬼趣图》是罗聘从扬州带到京城的。仔细分析起来，这种可能不大。一是在这之前扬州没有听说过这件东西，难道罗聘一直秘不示人？二是罗聘画路很宽，功底很深，在未弄清京城底里以前，岂能贸然以“鬼”取胜？认为是他到京师以后，看到种种人态似鬼态，人趣若鬼趣的世间相，才起了创作《鬼趣图》的念头，倒是较为合理的。
《鬼趣图》一共八幅，第一幅是满纸烟雾中隐隐有些离奇的面目和肢体；第二幅是一个个短裤尖头的胜鬼急急先行，后面跟着一个戴缨帽的瘦鬼，像是主仆的样子；第三幅是一个穿着华丽而面目可憎的“阔鬼”手拿兰花，挨近一个穿女衣的女鬼说悄悄话，旁边一个白无常在那儿窃听；第四幅是一个矮鬼扶杖据地，一个红衣小鬼在他的挟持下给他捧酒钵；第五幅是一个长脚绿发鬼，伸长手臂作捉拿状；第六幅是一个大头鬼，前面两个小鬼，一面跑，一面慌张回顾；第七幅是一个鬼打着伞在风雨中急去，前面有个鬼先行，还有两个小鬼头出现在伞旁；第八幅是枫林古塚旁，两个白骨骷髅在说话。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看了使人既耸然又发笑。
《鬼趣图》在绘图技法上很有独到之处。据道光年间的学者吴修（思亭）的记载：“先以纸素晕湿，后乃行墨设色，随笔所至，辄成幽怪之相，自饶别趣。”④墨的渗透和渲染是泼墨山水的基本技法，把这种技法引用到人物（鬼物）画上，使技法和主题巧妙地结合，充分体现出鬼气和鬼趣，却是罗聘的精心创造和湛深艺术修养的表现。
《鬼趣图》描写的是谁？讽刺的是谁？或者说针对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现象？罗聘没有说，他只说画的是真事——是他亲眼见到的。他这双蓝眼睛与众不同，可以白日见鬼，他所画的就是他亲眼见到的各种鬼相。
对此，纪昀在《滦阳消夏录》中有一段记述：
“扬州罗两峰，目能视鬼，曰：凡有人处皆有鬼，其横亡厉鬼，多年沉滞者，率在幽房空室中，是不可近，近则为害。其幢幢往来之鬼，午前阳盛，多在墙阴，午后阴盛，则四散流行，可穿壁而过，不由门户，遇人则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