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宸衷独断（2）
三藩的存在，在经济上已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
至撤藩前，尚可喜年老多病，获准由其长子尚之信理事，《清圣祖实录》，卷37，9页。他“以凶虐横于粤”；耿精忠“以税敛暴于闽”，三桂在云南“尤骄纵”。《圣武记》，卷2，62页，参见《清史稿·吴三桂传》。
显而易见，三藩问题日益变得严重起来。造成这一后果，要而言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吴、耿、尚“三王”有意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二是从顺治到康熙初年，两朝给予他们过多的特权和优待，在客观上鼓励和助长了他们的势力的恶性膨胀。他们久握精兵，横行一方，自行其是，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造成这个政治后果，朝廷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康熙六年（1667年），圣祖刚满14岁，已到了独自处理政务的时候了。七月，举行亲政大典，辅政四大臣（首席辅政大臣索尼刚去世）已完成历史使命，正式把朝廷大权移交给这位少年天子。过了两年，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圣祖毅然下令逮捕了专横跋扈的四辅臣之一鳌拜，才真正把权力收归自己手中。圣祖亲政，乾纲独断，标志着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在迅速加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不言而喻，形同割据的“三藩”跟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圣祖久有撤藩之意，据他自己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清圣祖实录》，卷99，8~9页……他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厪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至康熙三十一年，字迹还保留在柱子上。《清圣祖实录》，卷154，10页。圣祖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三藩对国家已构成腹心之患，把它列为自己执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头等大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圣祖深虑“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清圣祖实录》，卷99，8页。，虽早有撤藩的打算，又以三藩掌握精兵猛将为忧，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在撤藩前的一两年间，即从康熙十一年到十二年初，圣祖十分关注云贵的动向，有目的地进行人事变动，多方笼络三桂的部属。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圣祖突然决定“叙征缅甸，获伪永历朱由榔及进云南、贵州、征水西功”，大赏三桂属下有功将士；授给都统何进忠为一等精奇尼哈番，护军统领夏国相、副都统吴应正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都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高拱、参领傅其栋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杨珅之子杨延先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已故副都统李天植、傅文元之子李廷璧、傅天柱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自护军参领杨奉元等以下127人，都各授给世职不等。《清圣祖实录》，卷39，12页。
征云贵事已过去了十余年，却迟至康熙十一年才叙功给授，从中可以窥见圣祖有意施恩于三桂将领，加深他们对朝廷的感情，使他们对朝廷怀恩图报。
圣祖提拔三桂部将，委以重任。康熙十一年五月，圣祖任命三桂藩下参领张足法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39，6页。张足法从参领一下子提到总兵官，实为破格提拔，圣祖特在北京接见他，面授机宜：“兹特简授尔边疆总戎之职，尔其练习兵卒，修整器械，俾兵民相安，副朕一体爱养至意。”《清圣祖实录》，卷39，12页。同年六月，把云南“义勇营”总兵官马惟兴调到福建兴化任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39，8~9页。七月，特派一等侍卫吴丹前去传达他的谕旨：“兹授尔福建滨海重地，特加恩赉，异于别镇，尔须加意镇守，以尽厥职。”赏给马惟兴金盔甲全副、表里各两匹。《清圣祖实录》，卷39，16页。圣祖的谕旨和赏赐，向马惟兴明示，皇帝特别看重他，给予比其他总兵官更优厚的礼遇。圣祖对张足法、马惟兴的提升和谕旨，接见、派专使赏赐，都是不同寻常的。在此之前，圣祖还提升参领王永清为贵州黔西总兵官，升云南左镇中军副将王景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34，12页、14页。圣祖的举动，使人强烈地感到，他有意识地在分化三桂的势力，力图把他的心腹人物拉出来，作为朝廷的耳目，以备将来之用。
与此同时，圣祖也把自己亲信之人派往云贵。康熙十年（1671年）初，圣祖简派吏部右侍郎曹申吉为贵州巡抚。《清圣祖实录》，卷35，6页。此人不争气，后来三桂叛乱时，他叛清降吴。调原任贵州巡抚佟凤彩出任河南巡抚。同年四月，云南巡抚李天浴“疏请终养”，圣祖批准。《清圣祖实录》，卷35，24页；卷39，19页。五月，另派原任江宁巡抚朱国治为云南巡抚。《清圣祖实录》，卷36，4页。云贵总督是在康熙七年底任命的，原任总督卞三元是三桂的人，他提出“终养”老母，圣祖也不慰留，马上提升直隶巡抚甘文焜为云贵总督，八年初，又加兵部尚书衔，以重事权。《清圣祖实录》，卷27，21页；卷28，5页。康熙十一年五月，升陕西陇右道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