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豫郡王奏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马步兵出战，清兵将其骑兵击败，获马72匹、甲37副、弓39张及其他少量军用物品。《清太宗实录》，卷63，27页。由此看来，三桂仍无降意。
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祖大寿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进取之策。他提出：宜先取关外五城（指宁远、沙后所、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今属辽宁绥中与兴城两县）最为上策。他认为“彼（指明）已虚弱，燕京震动，关外惊惶，况吴（三桂）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措。”应乘此时，“或收抚，或征讨”。他特别提到，“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吴襄必为之心动，吴三桂亦自然扰乱”。其余各城，“不劳而自动矣”，宁远失去支持，更易攻取。《清太宗实录》，卷64，2~3页。祖大寿这一建议的中心意思，还是着眼收降吴三桂。他在锦州投降时，曾许下说降三桂的诺言，至今未见实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攻三桂家所在的中后所城，取其家属，逼迫三桂自动投清。但这一建议未能实施，而清太宗于半年后去世了。
就在祖大寿提出这一建议后的第八天，正月十九日，突然，接到吴三桂派一名叫索内的蒙古人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吴三桂终于回信，总算给了他舅父一点面子。祖大寿立即将信呈交清太宗御览。可惜，清朝官方史书没有把这封足以反映三桂思想的重要信件记录下来。这也难怪，因为信是写给祖大寿的，倘若写给清太宗，很可能“实录”于史书之中。尽管我们无从知道此信的内容，但从清太宗阅后给三桂的信中，多少可以窥见三桂的基本态度。清太宗的信一开头便说：“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清太宗实录》，卷64，5页。清太宗读了信，概括三桂的态度是“犹豫未决”。这就是说，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决心，还在考虑之中。三桂选择这个时机给舅父祖大寿写信，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此时距明亡仅有年余，明已处在亡国的前夕。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在蓬勃发展，矛头所向，确指北京无疑。关外清兵正向山海关、进而向北京逼近。关内外这两大军事力量，不管他们的各自利益多么不同，而在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明朝如一个垂危的病人，已失去任何自卫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灭亡！凡有识之士已看出明亡仅是时间问题。正如明末有人指出：“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佚名：《明亡述略》序。以三桂之明哲，不会看不出这一险恶的形势的。一年前，他拒不答复多方劝降信，表明他对明朝尚未丧失信心。而现在复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对降清一事“犹豫未决”，虽流露出一点降意，不过是为将来降清留下根据，把进退选择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究其本意，至少在眼前，他还不打算归降，或者进一步说，他根本就没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写信给清太宗，对这位渴望招抚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词，就已清楚地说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认他是皇帝，只从亲属的关系上来答复舅父的劝说。他也明知此信一定会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气透露自己左右为难的想法，明处是求得他们的理解，而实际是婉言谢绝劝降。清太宗在给他的复信中，又不厌其烦地阐述形势，力劝尽早来归。三桂不予理睬。此后，直至顺治即位，还不断招抚，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甚至他一度决定投降农民军，而不投清朝。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吴三桂确实与他人不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降清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