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的动作，“百不失一”。《庭闻录》，卷6。
吴三桂的地位和名望的显著变化，大约就是以此次闯围救父为转机的。他的这一壮举，被人们以“忠孝”之名而传颂着；他的“娴骑射”的高超技能，他那“勇而敢战”的无畏精神，他“沈鸷多谋”的韬略，都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三桂时来运转，步步晋升。他由中军升到游击，确切时间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在这次战斗后不久的事。因为他在崇祯五年（1632年）时，作为游击将官参加了山东“平叛”的战斗，所以，他的这次提升时间应在崇祯三年至崇祯五年之间无疑。这期间，他隶属傅宗龙。崇祯三年，傅宗龙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三桂的提升也与他有关。有一事，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三桂在云南封王时，傅宗龙的儿子傅汝是三桂的部属，三桂待他如“亲兄弟”，以报当年其父之恩。《庭闻录》，卷6。傅宗龙在辽任职时间很短，很快就被解职回家。《明史·傅宗龙传》，卷262。
崇祯四年（1631年），由于父亲兵败而被削职，使家庭小有挫折。事情是这样的：
这年八月，皇太极发动了攻取大凌河（辽宁锦县）之役，他以数万军队包围了大凌河城，祖大寿率城内3万军民固守。皇太极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掘壕筑墙，四面以重兵把城围住，断其饷道，又于城西另驻一军，专截锦州方面的援兵，企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围困，城内粮尽援绝，逼使祖大寿献城投降。
明朝识破后金的作战意图，不能坐视不救。辽东巡抚丘禾嘉督率总兵官吴襄、宋伟宋伟，《清太宗实录》和个别史书写作“钟伟”，《明史》、《国榷》、《庭闻录》等多数史书写作“宋伟”，今从之。合兵四万余赴援。《清太宗实录》，卷9，41页称：明“马步兵四万余”，此系夸大数字，实则不过两万多人。行至离松山（辽宁锦县松山乡）30里许的地方，即长山与小凌河之间，与后金兵遭遇，双方展开大战，互有杀伤，明援兵撤回。九月中旬，后金兵一面继续围困大凌河城，一面又出击锦州，直抵城下，吴襄、宋伟率部出战，没有取得战果，便退入城中。二十四日这天，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又会同吴、宋两军援大凌河。明军渡过小凌河，行五里，“筑垒列车营”。后金兵扼守长山，明兵不得前进。二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八旗骑兵，分作两翼，直冲明兵大营。明兵施放火器和弓箭，铅子如雹，矢下如雨。后金兵右翼首先冲入张春大营，明兵奋起接战，但抵挡不住后金兵的猛烈冲击，阵势混乱。“（宋）伟与（吴）襄又不相能”《明史·孙承宗传》，卷250，6476页。，吴襄等未经接战，先自逃奔。后金兵趁势从后面追赶，疾追三四十里，才收兵，吴襄及其部属早已逃脱。由于吴襄先逃，招致张春以下诸将33人都被活捉。《清太宗实录》，卷9，42~43页；《明史·丘禾嘉传》，卷261。三桂是否参加了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史无明文，但据吴襄说：“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明清史料》乙编第2本，136页。看来，三桂必在军中，并与父亲一起脱逃。
明朝屡次增援大凌河城，屡次失败，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而以张春、吴襄、宋伟等这次增援损失最为惨重。自此，援兵断绝，祖大寿再也不敢出城突围，坐以待毙。败报传到北京，“举朝震骇”。《明史·丘禾嘉传》，卷261，6771页。在追究兵败责任时，给予吴襄以削职的处分。三桂是低级军官，不负败兵之责，自然还处分不到他的头上。
吴襄被削职，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根本影响。因为朝廷还允许他在军队中继续供职，戴罪立功自赎，而他也等待机会，以图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