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伸出四根指头，决然地说：“四个字，苦不堪言。”
“苦在哪里?”
“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儿，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匹大红妆花过肩蟒缎吧，从缫丝到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得马虎。一匹缎子千辛万苦织成，钦差的督造太监过目检查．若找到一个米粒大的疵点，这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报废的缎子还不给退回。”
“为什么?”
“钦差说的理由是，这是专给皇上织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它们流传到民间。”
“这么说，杭州的织户饱受这钦差之苦?”
“可不是。”莫文隆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接着说，“一匹缎子就算验关过了，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二十两银子?”
“实际价值多少?”
“值八十两。”
“那织户岂不亏本?”
“是啊，不然下官怎么说是苦不堪言呢。”莫文隆逮着机会诉苦，索性一吐为快，“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织工，成了杭州府衙第一等的头痛事。八十两银子一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二十两，杭州府衙这里抠一点，那里抠一点，再给织户凑二十两。即便这样，也没有哪一家织户愿意干。”
“那你们是如何摊派的?”
“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聚起来，分片抓阄儿，抓着谁就该谁。”
“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
“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但别无良策，方才说的是第一难。第二难是绣女，一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
“行了，这些你就不用说了。”张居正打断莫文隆的话，“据此倒推也约略知道，每道工序都把关极严，织造局所付工钱又很少，是不是?”
“是。”
“你当了六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也摸得很熟，今天你对我说实话，制一件龙袍，到底要花多少两银子?”
“从织造局的账面上付出来，不到两千两银子，咱府衙还得往里贴两千两。”
“总共才四千两?”
“是，”莫文隆肯定地回答，“这已是满打满算了。”
张居正好一阵默然。然后长吁一口气，叹道：“隆庆皇帝生前比较节俭，给他制作的龙衣，价码儿最低，却也是二万两银子一套。”
“是啊，”莫文隆瞧着张居正沉重的脸色，谨慎答道，“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四年龙袍。他大行前一年，做一件便宜的，造价是八千两银子。”
“实际值多少?”
“这件龙袍只用了三千两银子。”
“造价二万两银子的龙袍呢?”
“下官方才已说过了，四千两银子。”
“四千两银子，从织造局的账上付出来!实际上只有二千两。只有二万两银子的十分之一，剩下的银子都哪里去了?”
张居正已是十分的震怒，一拍案台问道。其实他并不是问莫文隆，而是一腔愤懑脱口而出。莫文隆不知端的，却以为问的是他，顿时吓得冷汗一冒，挺直了身子答道：
“回首辅大人，杭州织造局直受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下官无权过问。”
“我并不是问你，”张居正见莫文隆误解，又解释说，“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与请银的价格之间，悬殊如此之大，怎么就没人管。”
“这个没法儿管。”莫文隆小声嘟哝。
“为何?”
“自开国圣君洪武皇帝到如今，造龙袍的价格都高悬不下。这已成了定规，没有人去怀疑它是否合理。”
“这中间巨大的差价，难道都让钦差督造们贪墨了?”
“首辅大人没到过杭州，不知道督造的太监们日常生活是如何的奢侈.”莫文隆愤愤说道，“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炮龙烹风只当常事.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船，就是他们织造局的。”
此前，张居正就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成分，但没想到漏洞会这么大。国家税赋有限，每年人不敷出，户部恨不能一个子儿掰成几半儿花，可是，这些太监们却如此挥霍无度。太仓纵然是金山银山，这金山银山纵然堆得比景山还高，也不够这些败家子们冒额鲸吞。想到这里，张居正脱口喊道：
“莫文隆。”
莫文隆赶紧起身应道：“下官在。”
张居正示意他坐下，又问：“仆听说，你与致仕的应天巡抚张佳胤是同乡?”
“是。”
“张佳胤是有名的干练之臣，隆庆五年，由于仆的举荐，他由兵部职方郎中晋升为应天府尹。到任一年时间，就政声鹊起。深得地方爱戴。隆庆六年四月，因处理安庆兵变触怒了高拱而被免职。仆主持内阁后，意欲给他复职，却不凑巧他家慈升仙，须得夺情三年。上个月他还有信致仆，言在家治《易》，颇有心得。”
听得首辅如此称赞张佳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