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之后首次回到K军，是来参加张普景追悼大会的。
清晨五时许，天色刚刚见亮，梁必达和K军政委章光辉、参谋长陈墨涵、副政治委员马西平以及上述人员的夫人，K军司、政、后各部门处以上干部四十余人便守候在军部第一招待所小红楼的门前。
这支队伍里少了个朱预道。
本来，朱预道现在的身份还是副军长，作为张普景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实际的筹备负责人，陈墨涵拟订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是有朱预道的，但是被梁必达圈掉了。
陈墨涵觉得不合适，说：“按约定俗成的惯例，哪一级的首长逝世了，同级党委和首长都是治丧委员会成员。老朱现在还是副军长，还是应该出面。”
梁必达冷笑着说：“朱预道同志现在学习很忙，这种事情就不要分散他的精力了吧。”
陈墨涵再三争取，梁必达再三驳斥，别的什么也不说，就一条，说朱预道学习忙，不分散他的精力。
所谓的学习，就是参加“说清楚学习班”，军里先办，军里结束了军区办，什么时候“说清楚了”什么时候“毕业”，梁必达自任学习班的班主任，朱预道的检查写了几十份，梁必达说，没有一份是清楚的。
陈墨涵设身处地地替朱预道想想，也觉得挺可怜，在那种环境里做的事情怎么能说得清楚啊？全看班主任的好恶了。最后，陈墨涵搬出了当年朱预道“借礼堂”的事情，说：“老朱有错，可是在张普景的问题上，他没使坏啊，不让他参加追悼会，张普景也会有意见。”
这样一说，梁必达才勉强同意朱预道参加追悼会，但是规定，其它活动概不参加。
“不给他饭吃，有他在，他尴尬，我们也尴尬，大家无话可说，难堪。”——梁必达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五点半后，梁必达不时看表，不时询问身后的参谋火车是不是准点到达，显得有点浮躁。
陈墨涵很注意地观察着梁必达的一举一动，他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觉得梁必达有些反常。按说，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同一个军长级别相当，从某种意义上讲，副参谋长只是一个部门副职，是职能机关首长，而军长却是一方封疆大吏，是实权派，梁必达这个人的傲慢是众所周知的，按照“文革”前的惯例，即使是军区副司令员一级到K军来，梁必达也不会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惟一破例的一次是被打倒以前，老副政委王兰田到K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