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次“借狗骂人”之后，梁必达和陈墨涵之间的关系居然十分真实地好了起来。再不好起来，就不像话了，两个光杆司令，栖身在这大山腹地的偏乡僻壤里，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阴阳怪气地不理我，我哼哼哈哈地不睬你，也不是个事。眼看都是过了五十奔六十的人了，毕竟没有深仇大恨，说清楚了，该骂的骂了，该道歉的道歉了，彼此心里的那点疙瘩，也就释然了。
晚上躺在床板上，两个人就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聊共同的故乡蓝桥埠，聊当初各自所走过的路，聊杨庭辉和刘汉英，聊东方闻音和石云彪、莫干山，聊到悲壮处，两个人都是无限感慨，聊到伤感处，两个人都不作声，泪水却在不同的脸上同时爬行。因为不在领导岗位上了，用不着谨小慎微彼此戒备了，说话就比较随便，真话就多了。
有一次，陈墨涵问梁必达最钦佩的人是谁，梁必达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张普景。”
陈墨涵说：“我听说在你刚到梅岭的第二年，要派你到陈埠县当大队长的时候，你提了几条要求，张普景主张把你毙了。有没有这个事?”
梁必达老老实实地回答，“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有这个事。这不奇怪。当时我对革命的认识还稀里糊涂，全局意识很差。我那几条要求，现在看来，很不恰当，简直有要挟上级的意思。我为什么叫他张克思呢?这个人原则性强，他那时候也不了解我，把我看得像个土匪，主张毙我，这种事情他能做得出来。我不嫉恨他，不仅佩服他，还感谢他。后来在分区，在旅里，在师里，我们一直搭档。这个人有一点搞得我很难受，就是爱斗争。朝鲜战场上开展‘三反五反’，打‘大老虎’、‘小老虎’，我多喝了几瓶好酒，多吃了几顿狗肉，他就发动机关干部战士清算我，给我定了个‘小老虎’。我在丹东跟苏联女人跳了几次舞，被他知道了，不光是当面警告我不要腐化，还郑重其事地跟安雪梅谈，要她监督我不要犯错误。话说得难听啊，说梁必达同志过去就有前科，是东方闻音把他的心收住了。这个同志要是不管住，恐怕还会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要对同志负责。搞大比武的时候，有一次我下部队，发现一个排长是个神炮手，一高兴，让团里奖励他一条烟，这件事情被张普景知道了，在党委会上提出批评，说是搞物质刺激，乱定奖励标准，给团里出难题。他收拾我的事多啦。”
陈墨涵说：“如此说来，张普景同志真是为革命立了大功，单是制约你这一条，就立下了汗马功劳。恐怕也只有张普景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跟你斗争。他不怕你。”
梁必达说：“其实张普景这个人，是很好对付的。他跟我斗了几十年，没有把我斗倒，我却掌握了跟他斗争的艺术。很简单，这个人虽然也搞安眼线听小报告的特务工作，但有一条，他死抓证据，哪怕他已经感觉到那件事就是你做的，只要抓不住证据，他就不开火。他是个真革命。”
陈墨涵笑道：“你说的这个简单还真不简单。谁能保证自己犯错误落不下证据啊，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你有问题，总是要留痕迹的。”
梁必达说：“对啊，所以说跟张普景在一起你就会紧张。他神经过敏，动不动就念你的紧箍咒，你就得严格要求严格律己，你就不敢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这也是当初杨庭辉和王兰田他们硬要把张普景和我绑在一起的原因。我就是被这个老顽固磨出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一套在我梁必达身上行，在别人的身上不行，在战争年代行，在和平建设时期吃不开。他死板教条认死理，把重要位置交给他，他会搞得一塌糊涂。他谁都反，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副军长他怀疑拉帮结派，后勤部长他怀疑经济有问题，政治部主任他认为原则性不强，几个师长政委都怕他。那怎么行啊?人无完人金无赤足，谁敢拍着胸脯说他就没有一点私心?谁敢凭良心讲他一辈子都不做几件错事坏事?跟这个人在一起，你成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只要发现问题，他就公开批评，丑事脏事全兜出来，一点不给面子，那谁还敢跟他靠近啊。你这个白匪假清高，好多事你不参与，所以你不知道，机关好多人暗地里喊他张老虎。所以说，我们两个搭档，虽然他是政委，但大政方针还是由我来把，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时期还是这样，上级也是这个看法，默许。套用一句领袖的话说，这个人不可不用，不可重用。为什么说不可不用呢?因为有他在，部队有正气，歪风邪气抬不起头，我们大家都少犯错误。但又不能重用，他一切都要求规范，执行政策命令一点灵活性都没有，能把工作做好吗?都像这样工作，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干什么?上级一个文件下来，一个命令下来，一丝不苟照着办就是了，不照办的撤职杀头不就得了?可是革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具体的细节，具体的问题，盘根错节纠缠不清，需要具体的人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方法疏导解决。如果都按张普景的来，不知道要撤掉多少人。”
陈墨涵说：“听梁大牙一席话，胜读十年马列书。梁大牙能从一个二流子当到解放军的军长，不能不说有张普景的一分重要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