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梁必达和窦玉泉、朱预道、陈墨涵等人的工作位置交错变化，先是陈墨涵第二次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班深造，毕业之后，一跃晋升为K军司令部的参谋长，窦玉泉几经周折，也调到军里担任后勤副军长。不久，张普景调到军里当了政治部主任，这几个人临时性地成了梁必达的上级。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原K军军长升迁，梁必达直接当了军长，并同时担任军党委书记。朱预道担任副军长。原军政委王兰田调到军区工作，张普景担任军里的第一副政委。
本来，这些人从年轻人长到了年近半百，从普通青年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可以说历尽沧桑。谁也没有想到，战争中人家死里逃生过来了，却让一个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打得晕头转向，一个个纷纷落下马来，成了“人民的敌人”。
K军军部驻地D城是一座省会城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这座城市就乱了，并没有像伟人预计的那样“大乱促大治”，而是一乱就一泻千里，乱得乌烟瘴气。造反有理，文攻武卫，揪斗“走资派”……就在这红潮滚滚江山板荡之际，乱世中呀呀呀杀出一条好汉来——离开军队十几个年头的江古碑又勇敢地站了起来。江古碑现在的身份是D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是老革命兼新革命的领袖。
地方的形势如火如荼，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却不温不火。
江古碑终于把目光盯向了部队，他首先找到了老战友窦玉泉，希望他出面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窦玉泉的态度很不明朗，说：“上有军长政委，下有革命战士，我这个副军长是粮草官，作不得主。你还是去同军长政委商量，他们要是不积极，你跟毛主席报告也是你的权力。”窦玉泉本来就不是一个轻易表态的人，加之从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来，运动他经历得多了，什么样的阵势没有见过?搞运动就好比开汽车，上面往哪里指，就往哪里打方向。但这里面也有学问。
有些人是快车手，转弯处不减速，这边刚转过去，又来了个新方向，措手不及就掉进了悬崖，战争年代吃这个亏的人不少。还有些人是慢车手，该转弯的时候转不了弯，不该转弯的时候转了，不是撞山就是被撞，和平时期吃这个亏的人不少。窦玉泉现在的态度是，一慢二看三通过。拿不准就靠边，嫌误事你超车，你进步是你的造化，那种热血青年的冲动他是不会干的。
江古碑对窦玉泉的表现十分不满，说：“老窦你也太没原则了，梁必达在凹凸山就飞扬跋扈，你我都是受过迫害的人。我们首先就应该解决梁必达的问题。现在上面给了我们清算的机会了，你还怕什么，未必他梁必达敢砍你的头不成?”
窦玉泉仍然阴阳怪气，说：“那不是一回事。清算什么?他梁必达一不搞女人贪污腐化，二不里通外国，三没有去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我凭什么造他的反?一个副军长去造军长的反，不是明摆着要当司马昭吗?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可不去捅这个纰漏。”
江古碑见窦玉泉已经丧失了革命斗志，又去找“张克思”。
因为军里的政委是军区副政委兼任的，张普景以第一副政委的身份主持军里的政治工作，所以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普景的态度倒是很明朗，说：“斗争梁必达我没意见，但是总得有依据吧?”
江古碑说：“现成的证据。我们在凹凸山的时候，搜集梁必达的劣迹材料，我还保存着。”说完，当真从公文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
张普景戴上老花眼镜，认认真真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说：“这些恐怕不行，组织上早已作过结论了嘛。这些年我也一直在琢磨梁必达，也经常跟他开展斗争。但是，越斗争还越发现，这个同志其实是很能干的。我现在都还能记得当年梁必达给组织的交代，第一，说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纯属扯淡。他祖上是当过商人，但是商人不等于就是剥削阶级。他本人参加革命前是有点薄产，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给人家当学徒挣的，是劳动所得。第二，说他从前有过投国民党的想法，是事实，但那是国共合作时期，算不上投机。因为那时候不了解八路军。自从参加了八路军，他是英勇杀敌屡建功勋，浑身七处负伤，事实有目共睹，我们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共产党员不能昧良心。第三，你看你这材料，什么座山雕有八大金刚，梁必达有四大美女?子虚乌有嘛。说梁必达生活作风恶劣，从前在蓝桥埠搞腐化，抗战期间到斜河街逍遥楼狎妓，没有证据，再说这种事情也上不了，台面，现在还用这些脏事搞一个高级干部，显得低级趣味。而且，据我所知，事实上梁必达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是严肃的，全国解放了，部队进城了，许多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犯了错误，而梁必达一尘不染。从前是对东方闻音忠贞不渝，后来是对安雪梅相敬如宾……”
江古碑被张普景的这番话说愣了，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看猴子一样地看着张普景，说：“这么说来，你也不同意造梁必达的反了?”
张普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