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的工作中，如果说梁必达同张普景和窦玉泉相处尚且融洽的话，那么对江古碑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梁必达从心眼里看不起江古碑，这倒不完全因为江古碑在“纯洁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而是因为在梁必达等人的问题甄别之后，尤其是在梁必达当上了分区司令员之后，江古碑的表现令梁必达十分鄙视。为了洗清自己，讨好梁必达，江古碑居然搞了一个材料，把当初收拾梁必达和朱预道的经过白纸黑字详细地记录下来，还把某某某是怎么说的，某某某是怎么做的，全都出卖了。
江古碑没有想到的是，梁必达对他的小报告压根儿不领情，还将材料给东方闻音看了，说：“这种人是小人，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丈夫敢作敢为，搞这种鸡鸣狗盗的小动作干什么?错了就是错了，错了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这样的事张普景就做不出来，我跟张普景经常争论，但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江古碑现在是看我腰杆硬了，就来投靠，可是他想错了，我梁必达不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他现在一见风头不对，连某某某和某某某都出卖，如果有一天我梁必达又不得势了，那他还不照样落井下石?这份黑材料烧了，免得同志之间人心惶惶疑鬼疑神地互相戒备，权当没这回事。”
这一席话，说得东方闻音好生佩服，打心眼里觉得梁必达看问题真是透彻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本来，特委改组之后，江古碑回到野战军工作，梁必达就有抵制，认为这个人品质不好，但张普景等人不知道江古碑暗地里还有动作，梁必达也没有说，所以张普景等人坚持接受了江古碑。偏偏江古碑急于表现，往往又是添乱，他所领导的在敌占区的几个工作站，近日频频报告发现奸细叛徒之类，而且一再向梁必达报告，要如何如何，弄得梁必达提心吊胆——那些所谓的“奸细”、“叛徒”，数量相当的人都是近期派进刘汉英部队、接受王兰田和梁必达单线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如果不采取措施，误杀自己同志的事情又有可能发生。
为难的是，这些话还不能明说，尤其是不能跟江古碑说。地下工作的惯例是，任务传达到哪一级哪一级负责，谁知道谁负责。这也不是不相信同志，这是铁的纪律。再说，张普景虽然做人正派，但过于激进，革命热情始终可嘉，对敌斗争经验始终不足，放手把地下工作交给他们，他也委实放心不下。上次跟刘汉英联手除掉李文彬，是由国方精锐谍报工作者高秋江具体执行的，同时，出于更深的意图，王兰田又决定暗中保护高秋江，也是单独布置给梁必达的。梁必达秘密组织了一个特工队，由曲向乾带领潜入洛安州，当初高秋江在自己的寓所里看见的那张写着“走投无路时，去找梁大牙”的纸条，就是曲向乾塞进门缝的。事后张普景才知道一二，对此十分恼怒，说：“连我这个政委都不相信，还是宗派主义在作怪。”可是，不论张普景怎样发牢骚，梁必达在统战的问题上却不能妥协。
梁必达想了想，说：“统战工作由纵队统一部署，我们不要乱插杠子，弄得不好，反而乱了。老江你那几个工作站的主要任务还是摸内线情报，有了情况要跟情报科及时通气。还有，你们的锄奸队不能再随便杀人了。现在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复杂时期，为了统一指挥，综合协调，我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敌工委员会，协调情报侦察、对敌联络、对内肃奸、治安保卫几个方面的工作，由姜副旅长和江副政委共同负责，姜副旅长负主要责任，为该委员会主任，老江为副主任。只要是涉及到性命的事，必须经过我和张政委两个人同时批准。张政委你看怎么样？”
张普景怔了怔，半天没吭气。
自从二旅成立以来，张普景是一腔热血要在政治上打个翻身仗，梁必达对他也表示充分尊重。但是，张普景总是感觉到还有什么地方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在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梁必达同志的刚愎自用就表现出来了。不能不承认，梁必达同志这几年进步很快，在政治素质和战争经验等方面都成熟起来了，指挥部队屡战屡胜，上上下下都很服气。但是，正是因为威望上去了，问题也表现出来了，惟其因为有了功劳，也就越来越武断了。
不仅用兵武断，在用人方面也很独裁。对他张普景面子上还过得去，可是对江古碑同志就没那么客气了，虽然说是副手和部门首长，但你也不能不把人家放在眼里啊，也不能事事都越俎代庖啊。张普景自然不会看不出来，梁必达根本就不信任江古碑，同时他还认为梁必达也并不彻底地信任他张普景。统战工作、联络工作、保卫工作，都是政治部的职能，为什么要姜副旅长负主要责任?就是首长分工，也应该是我政治委员或者副政治委员负主要责任啊。
让张普景尤其恼火而又说不出口的是，这个江古碑，自从上次在“纯洁运动”中犯了错误，就一蹶不振了，像是大病一场的落水狗。调回野战军工作，张普景原先期待他重新振作起来，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助他一臂之力，岂料这个同志居然成了猪大肠子，横竖伸不直腰杆，甚至还在梁必达面前低三下四惟命是从。
看来他是被梁必达彻底征服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