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高秋江的情报准确及时，李文彬的被俘和叛变，对凹凸山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损失，反而使梁必达和刘汉英两部得以借机卖个破绽，将计就计取得了圆满胜利，但是，这个事实却使张普景和窦玉泉、江古碑在精神上陷入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境界。
这几个人从苏区刚来凹凸山的时候，踌躇满志，志在开辟凹凸山地区的革命新局面，消除地方割据影响，使这里的革命性质统一到一个正宗的、规范的局面。那时候他们满腔都是激情，在土生土长的凹凸山地方干部面前，他们有着纯粹的布尔什维克的优越感，可是却没有想到，他们的自信很快就受到挫折，还没有挺直胸膛，就稀里糊涂地犯下了一堆错误。
他们更没有想到，也不敢想象的是，在这些一贯以党内“正宗”的革命群体中，竟然出现了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想当初，李文彬的革命精神、慷慨激昂的姿态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人差。
李文彬最初到凹凸山来的时候，组织上本来计划安排他当特委副书记，是李文彬自己要求到艰苦斗争的第一线，接受最直接的考验，才被派到陈埠县去了。从一定程度上讲，李文彬当初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姿态，甚至比张普景和窦玉泉还要激进。既然李文彬这样优秀卓越的同志都可以变节，那么，还有谁敢拍着胸脯说他就比李文彬更坚强?
几年下来，原先由江淮军区和分局派来的几个人的正宗感和优越感就一落千丈。
倒是梁必达比较客观，并没有因为李文彬的变节歧视张普景和窦玉泉以及江古碑，没有趾高气扬，反而异乎寻常地谦虚，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张普景有一次私下里跟窦玉泉和江古碑说：“梁必达同志真的成熟了，不仅跟敌人作战成熟了，在调理内部关系上，也十分地成熟了。你们注意了没有?李文彬被俘之后，梁必达和姜家湖调整作战计划是多么胸有成竹啊。”
窦玉泉和江古碑当然能够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但是没有人接这个茬。不管怎么说，李文彬变节是事实，梁必达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高超艺术也是事实。既然这样，那你还有什么话说?
张普景又说：“你们一个个的也用不着成天灰溜溜的，李文彬当了叛徒，是他个人的事情，未必就能说明我们这些从苏区来的人都会当叛徒。我就敢说这话，是英雄是狗熊，还是应该在战争中检验，该怎么干我们还应该怎么干。为什么要怕梁必达呢?是因为心虚，心里不虚，该支持的支持，他有毛病，该抵制的照样抵制，我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妥协的。我看你们倒是真有点心虚了。”
江古碑说：“营救那天，要是开炮就好了，就算把李文彬打死，他也是烈士了，现在却成了叛徒，早晚也还是个死，倒让我们在这里为他背黑锅.”
张普景问窦玉泉：“老窦，你现在说真话，你那天坚持开炮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有没有想到李文彬会变节?”
窦玉泉说：“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也根本不可能想。我就是想营救同志。”
张普景仍然用一种锐利的目光观察窦玉泉，窦玉泉却很坦然，只是在嘴角边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就在这天夜里，张普景疑惑难解心潮难平，伏案奋笔疾书，写了一份材料。他再一次没想到，同当年那份《凹凸山革命将向何处》一样，这份材料在几十年后，又被人利用了。
张普景现在写的材料题目是《李文彬被俘的几个疑点》，材料说，李文彬之所以被俘，事出蹊跷，当时分区首长同刘汉英部联合开会；会后备县干部返回驻地，李文彬到崔家集完全是偶然行为，不可能有人知情。虽然现在定性为崔二辫子谋财害命给汉奸通风报信，但这个定性仍有可疑之处——
李文彬的行动是秘密的，不可能被崔二辫子轻易发现，此疑点之一；崔二辫子过去并没有同汉奸交往，这一次顺利同汉奸接头严密紧凑，巧合得天衣无缝，此疑点之二；朱预道明知李文彬轻兵前往崔家集是不明智之举，同时也知道李文彬是为了一个女人，却不予制止，此疑点之三。
张普景分析的可能是：崔二辫子得到的情报是有人故意卖的破绽，崔二辫子的行为也属实，但这是转移视线。就在崔二辫子行动的同时，日伪也已经从另外一条更快的渠道上获取情报，否则日伪的行动就不会如此神速。
张普景怀疑的对象是：一，国民党军刘汉英身边的汉奸。因为李文彬在“纯洁运动”中为了获得某某某和杨庭辉、王兰田以及梁大牙的材料，同刘汉英的谍报人员有过接触，希望他们协助侦察或提供某某某等人通敌的证据，接触的地点就在崔家集，国民党的谍报人员也知道李文彬在崔家集有姘头。二，梁必达和朱预道。梁必达把准了李文彬的脉搏，预料李文彬在回陈埠县的途中可能绕道去崔家集，暗中布置。三，窦玉泉和江古碑。一个月前李文彬曾经向张普景说过，在“纯洁运动”中窦玉泉曾经向江古碑和他本人暗示暗杀梁大牙的意图，而且李文彬同窦、江二人关系密切至深，对他们的历史所知甚多，窦玉泉也预料李文彬有崔家集之行，在联合作战会议期间利用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