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杀了，也不会这么放纵他。二是在‘纯洁运动’中，我还是下不了手啊，要是听了你的指示，他早就没命了。”
窦玉泉正色道：“老李，那时候情况特殊，我对你的……那不叫指示，只能理解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紧急措施的一种建议。这个话以后最好不要再提了。”
李文彬却不识眼色，梗着脖子说：“老窦你也太心虚了。你怕什么怕？那时候想杀梁大牙的也不是你一个人，是革命需要嘛。那时候要是把他秘密处决了，这个司令员怎么也该是你的了，我们也不用在这里怨天尤人了。”
李文彬说的“那时候”，是指当初逮捕梁大牙的时候，窦玉泉除了向江古碑请教了一个“患”字，在单独同李文彬一起的时候，则比较公开地说过一番话——他对于李文彬的信任大于对江古碑的信任，——窦玉泉说：“逮捕梁大牙非同小可，恐怕夜长梦多。运动倘若出现反复，老杨要是回来了，再把梁大牙放了，就是放虎归山了。此事不做便罢，要做就做到底，不能留下后患。”
李文彬当然知道窦玉泉说的“做到底”意味着什么，窦玉泉并且还暗示他，可以在送给梁大牙和朱预道的饭菜里做点动作，反正特委社会部由江古碑掌握着，报个暴玻豪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李文彬当时手软了一下，认为梁大牙和朱预道反正是瓮中之鳖了，“纯洁运动”是上级布置的，来势很猛，二分区光嫌疑分子就杀了七十多人，有的仅仅只是说了几句牢骚话就可以定死罪。按当时“纯洁运动”的态势，就算梁大牙别的问题都不成立，仅仅他给汉奸维持会长拜寿并送大洋一条，就可以杀他几次。革命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而窦玉泉的那个办法是很冒险的。再说，当时没判梁大牙和朱预道的死罪，这么大的事情，李文彬做起来底气还不是很足。
另外，李文彬几次摸了张普景的底，张普景都是一个态度，说：“不能像二分区那样搞，要按政策来，严格审讯，但是不能搞人身摧残。”如此一来，李文彬就没有接受窦玉泉的建议。
现在，梁大牙不仅没有成为“不纯洁分子”被消灭掉，反而日见茁壮，连窦玉泉也不能不为自己当初的那个“建议”感到后怕了。
窦玉泉最后对李文彬说：“老李，我还是要劝你，要跟梁大牙同志搞好团结。以后，我们都要在梁大牙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了，要支持他。至于说在‘纯洁运动’中同志之间有些磨擦，甚至有过激的言行，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执行了错误路线。但是，我提醒你，这些历史的老账以后还是少提为好，以免在同志之间制造新的矛盾。”
李文彬激愤地说：“看来，凹凸山根据地的局面恐怕还真要梁大牙来控制了。我知道你们……我说的是你老窦和江古碑，对梁大牙可以说是又恨又怕。只有张普景同志，对梁大牙是既不拥护也不妥协，敢于批评，敢于抵制。我认为张普景同志的态度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我也是这个态度。梁大牙要是真的能把凹凸山根据地的形势领向光明，我就无保留地支持他。而你们，恕我直言，对革命多少都有点三心二意，见风使舵，有投机革命的成分。”
窦玉泉不惊不乍，哈哈大笑，说：“好好好，我们都是投机分子，只有你李文彬同志是最彻底的、最无所畏惧的、最忠贞的革命者好不好？我今天请你来，不是来跟你争论的，我就是一句话，大家要搞好团结。什么江淮派凹凸派之类的话，以后我们是再也不能说了，谁说了，就是搞分裂，就是犯罪。”
李文彬冷笑一声说：“老窦你不用怕，我不会向梁大牙告你的密。我就算不是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但是革命经验多少还是积累了一些。但是，要我支持和拥护梁大牙，我还得看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