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慢慢来，如果再发现梁大牙有类似的混账行为，那就严惩不贷，杀头都可以。但是，眼下正是用人之际，我们要允许同志犯错误，也要给同志立功赎罪的机会。”
如此一说，张普景就没有话说了。
杨庭辉又说：“严格的讲，凹凸山的部队是有一些问题，有拿老百姓东西的，有酗酒打架的，有开小差的，也有搞腐化的。但是，我的同志哥，你要看到，我们的队伍是由农民和小作坊小煤窑工人组成的啊。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我没有那么多像你这样既有丰富的革命理论、又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来组成我们的部队。昨天他们还对革命一无所知，今天他们却为革命来战斗了，他们未必有明确的革命信仰，但他们可以为革命去流血去牺牲。他们是不懂得革命理论，但他们干的是革命事业。我们是先培养他们革命理想，等他们学懂了《共产党宣言》才来打仗呢，还是让他们先扛起枪杆打击敌人呢？我的看法是，应该让他们先投入到斗争当中。至于革命觉悟，可以在实践中提高。今天他不是个革命者，明天他们有可能是最先进的革命者。老张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经过几轮交锋，张普景渐渐地就有些泄气了，但是，他提醒自己，绝不能后退。杨庭辉这个同志是一个老资格的根据地创始人，是一个受过文化熏陶的领导人，他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也有演讲煽动的才能。他的话说得滴水不漏，但是，他在狡辩，他在迂回，他是利用凹凸山的特殊性取代原则的严肃性，他用客观理由和实用主义态度削弱了主观能动作用。他就是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形成以他为核心的领导体系，所以他大量重用诸如王兰田、梁大牙、宋上大、安雪梅、姜家湖这样对他惟命是从的人，而排斥来自江淮军区的领导干部。即便你说得再动听，你也否认不掉宗派这个事实。梁大牙这样的人不是不能革命，也不是不能改造成革命者，但是，如此突飞猛进地提拔并且放手使用，让其感恩戴德，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思想在起作用。
张普景说：“老杨，我的批评你可以不接受，但我坚持。这些问题我今天提出来了，不是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凹凸山根据地靠我们大家建设，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杨庭辉说：“我不否认你的正直和正义，你的批评有合理的地方，我要引起反思。君子坦荡荡，你能把这份材料让我过目，说明心中无鬼。把材料送到军区和分局，那是你的权力。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张普景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并没有当真想把这个东西交上去，因为有些问题是存在的，有些问题证据还不是很充分，只是凭直觉和预感。我想我应该把这种直觉和预感向你通报，引起注意。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我们两个现在不去争论是非问题，我们再冷静地思考一个阶段，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杨庭辉却说：“不，既然问题已经挑出来了，就要解决，这也算是开展思想斗争的一种方式吧。我不能对同志的批评采取漠然态度。我建议，让政治部的同志把材料抄写几份，分发到大队和营以上干部的手上，大家都参与讨论。”
张普景深感意外，并且惶惑：“这……这不合适吧？我们领导人之间的争论，用不着沸沸扬扬，这样会引起混乱的。”
杨庭辉说：“这是光明磊落的事情，这份材料虽然主要批评了我，但是它涉及到整个凹凸山的工作。有些问题，子虚乌有，但是可以敲敲警钟。有些问题，程度不同地确实存在，大家都要重视。”
张普景仍然困惑，他闹不清杨庭辉为什么在很短时间内就变了态度，更闹不清这态度变化是为了什么？尽管张普景始终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但是，由杨庭辉提出来把争论面扩大开来，他还是难免有些狐疑。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老杨这个人做事就更是有目的的了。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又似乎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既然争论是张普景引起来的，杨庭辉又坚持要开展争论，张普景就没有退路了。当然，他也不会退缩。张普景提出，争论一下未必是坏事，但为了维护领导层的团结和稳定，防止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争论面不宜过大，在分区党委和特委成员中争论就行了，材料也不用政治部的同志抄写，一千多字，他自己再抄写四份，发给王兰田、窦玉泉、杨庭辉、江古碑，大家调查研究三天，三天后讨论。
讨论结果出乎张普景的意料，杨庭辉在正式的讨论会上几乎一句没有重复他跟张普景面对面争论时说的那些话，而是率先态度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这些年主要精力用在根据地建设上了，放松了学习，也确实有忽视政治思想的倾向，主观上没有搞宗派主义的思想，但在部队和基层有了这个苗头，他这个主要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对部队进行一次思想教育，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军阀作风、反对纪律松弛现象、杜绝腐化堕落行为，等等。并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基层党支部的作用，连队和中队政治指导员有权向上级反映同级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