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陈墨涵挡住了递过来的纸烟，问男人有什么事。男人便一五一十地讲开了，说他的姐姐崔二月死得冤枉，活着的时候参加了抗日工作，还是妇救会的干部，而且是让日本鬼子打死的，说起来应该定成烈士，可是村里和公社都不理睬，村长还说崔二月是婊子，是叛徒的破鞋，弄得崔家几十年都抬不起头。崔二
月还留下一个儿子，从小上学的时候，别的孩子说他的娘是汉奸破鞋，跟人家打架，耳朵根都被打坏了，傻掉了，斜眼不说，嘴里还老是淌哈喇子。
“首长你说造孽不造孽?”
陈墨涵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造孽，怎么不造孽?陈墨涵对崔二月的弟弟说：“军长到军区开会去了，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先回去。等军长回来了，我向他汇报。要相信政府，我们既然知道了，就一定会解决。”
男人却没有走的意思，似乎不相信这么简单就把问题解决了，又提出来，见不到梁军长，能见到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也行：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还到崔家集去过，说好了要解决这件事情，可是人走茶凉，走了之后就没有影子了。”
这样一说，就引起了陈墨涵的重视。“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和梁必达都在凹凸山劳动改造，江古碑是“文革”的红人，他去崔家集干什么?莫非还是不放过梁必达，还要做文章?更让陈墨涵狐疑的是，窦玉泉在“文革”之初虽然摇摇晃晃，但是终归没有被打倒，咬紧牙关还在副军长的位置上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跟江古碑一起去崔家集是个什么意思?
陈墨涵问：“江书记和窦司令去崔家集都说了些什么?”
男人回答：“他们找了崔二辫子家里的人，还找了很多人，还到我家里找我姐姐的遗物，听说他们还去了江店集找我原来那个姐夫，说了很多，记不得了，只记得说要给我姐姐定成烈士。首长你帮帮忙，我姐姐定成烈士了，每月国家补助烈士抚恤金十二块，也好给外甥看病。我们老崔家也就有脸面了。”
陈墨涵想了想，一般地说，这个男人的要求实在不算过分，像这样的情况，军队出面，跟地方政府交涉一番，不是个难事，尤其是由梁必达或窦玉泉出面一说，更加权威，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这件事情有点复杂，牵涉的背景很微妙，他自然不会擅作主张。
陈墨涵没有对男人说江古碑已经被逮捕的事，也没有说窦玉泉上调军区的事，只是说：“江古碑和窦司令都不在此地，你相信我的话，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的。”
男人说：“实在不行，就见见岳区长，她对我姐姐的事情更知道底细，只要她凭良心讲话，事情就清楚了。到时候首长你们给我一个条子，盖上公章，我回去自己找公社。”
陈墨涵知道，这个男人说的岳区长就是岳秀英，让他见见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岳秀英在朱预道当年对梁必达反戈一击的时候，同朱预道大闹一场就分居了，转业到了地方，在一个兵工厂当党委副书记，后来也被造了反，又被兜出了国民党军官遗孀的老底子，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了，前不久才补开了追悼会。
陈墨涵此时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看看那些老战友吧，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坏的坏了。可是这些事情，跟这个凹凸山的农民、跟这个革命房东的后代怎么说呢?没法说，只好一再解释，并让军务处的参谋操办，跟政治部群联处商量，先补助给男人二百元钱，再安排他吃了饭，给他买好火车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打发走。
二
崔二月的弟弟来访，又勾起了陈墨涵的一桩疑问。
当天中午，陈墨涵没在军部小灶就餐，回到家里，同俞真说起了这件事情，说：“我们原来没想到还会有出山的一天，既然出来了，我们就要为那些在战争年代里死难的人办好事。崔二月的事情好办，还有一件事情不好办。”
俞真云里雾里，不知丈夫所云，问道：“什么事?”
陈墨涵说：“关于你干姐妹的事。”
俞真大叫惭愧，说：“我原来幻想有这一天，我要去洛安州找她，可是忙得晕头转向，竟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陈墨涵说：“我看这事有点玄乎，我们在明处，她在暗处，以她那样的秉性，该找来的时候她自然会自己找来，她不找来，也许是有什么隐情。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陈墨涵之所以这样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七二八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见到了那个由“某某阿姨”派去的小伙子，他就分析过“她”的处境。建国之后，先是“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然后是“反右”，再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五湖四海全民动员捉拿“四类分子”，根正苗红的人都险象环生朝不保夕，她那个身份，就更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潜藏了，露面之日，也就是大祸临头之日。就是如今，虽然已经叫响了“拨乱反正”的口号，但有些政策还不是很明朗，这时候倘若请她浮出水面，仍然不是明智之举。
俞真说：“这些年来，可真是苦了她了，我多想见到她啊。不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