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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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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必达的指挥是高明的,而且我认为那是在梁必达所有的指挥中最高明的一次。”

    话没说完,屁股上就挨了一脚,接着脸上又挨了一皮带。一个扎着小辫并佩戴红卫兵臂章的姑娘振臂高喊:“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陈墨涵大叫:“我不是反动派,我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参谋长。你们冲击军队,殴打军队干部,你们是反动派。”

    自然又遭来一顿拳打脚踢。不知道是谁暗中使了狠招,陈墨涵只觉得右肋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肋巴骨就断了一根。

    张普景的罪行有五条。第一是在红军时期,侵吞警卫员的干粮,导致该红军战士活活饿死。第二是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中执行错误路线,错误地迫害了许多同志。第三是同梁必达沆瀣一气,拒不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对部队下黑指示,要“慎重参与”,从而破坏运动。第四是敌我阵线不明,对梁必达心慈手软,不敢开展斗争。第五是一贯以革命派自居,竟然自称“张克思”。

    张普景对这几条罪状也有惊愕之处,尤其是第一条。他的警卫员在过草地的时候饿死了是事实,但不是他侵吞了粮食。当时他是军团保卫局二组的组长,警卫员的身上背了两条干粮袋,左边一条的粮食给他吃,右边一条的粮食是警卫员自己吃。他一直吃左边的干粮袋,他也曾疑惑他的干粮为什么能够吃那么久,直到警卫员死了,他才发现右边干粮袋里塞的是碎纸屑——警卫员是为了保护他才献身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导致了他终生悔恨,并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这件事情只有李文彬、江古碑、窦玉泉等少数人知道。当然,在凹凸山的时候,江古碑为了讨好梁必达,在写给梁必达的悔过书里有这么一笔。

    李文彬已经死了,那么上述几个活人当中,是谁又把他的伤口扒开暴露给造反派的呢?又是谁,就这么不顾事实真相给他安上一个“侵吞红军战士粮食”的罪名呢?

    “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提出的“立功赎罪”的条件是,揭露当年梁必达在凹凸山同汉奸内外勾结,秘密捕获抗日干部,排除异己,掣肘同志的罪行。

    张普景说:“第一,所谓侵吞红军战士的粮食,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但我不想跟你们解释。我对不起我的好同志好兄弟。第二,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我是犯了错误,但组织上已经作了结论,我也接受处分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第三,给部队下命令要‘滇重参与’,是军党委集体研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命令,也不是我和梁必达擅自作主的。第四,说我不敢同梁必达开展斗争,不是事实。梁必达有缺点错误,我一直坚决抵制无情批评。梁必达的正确主张,我坚决支持。第五,我没有自封‘张克思’,是同志之间开玩笑叫的。”

    造反派断喝一声:“这样的玩笑能随便开吗?胆大包天!”

    张普景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抵制不力。但你们要我说梁必达勾结汉奸,我没法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同汉奸勾结的事,我只知道被抓的人叛变了。我不能为叛徒鸣冤叫屈。”

    造反派之一说:“梁必达对心腹交代,说李文彬路过崔家集,肯定要去会女人,借这个机会把他搞掉。当时执行这项任务的中队长有一次酒后吐真言,这话被你记录在案。你把这个材料交出来,就不批判你了。”

    张普景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也没搞过什么记录。如果确有其事,请你们把那个中队长找出来,他能作证,我给你们带路去找梁必达,证据确凿,我同意你们把梁必达枪毙一百次。”

    造反派说:“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你承认了,就是证据。”

    张普景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承认了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无中生有陷害同志的事,我做不出来。”

    造反派见张普景刀枪不入,给脸不要脸,给台阶不下,觉得油水不大,索性请他坐了“土飞机”——四个人齐心协力,将张普景的两只胳膊从背后往上抬,再将脑袋往下压,抬一次问一次:“说,有没有那个笔录?”

    张普景说:“没有。你们把我的两只胳膊卸掉,也没有,就是现在伪造,也找不到凹凸山那种黄草纸了。”

    再抬再问:“有没有?”

    再问再答:“没有。要命一条,要瞎话没有。”

    造反派恼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再次落在张普景的身上。

    打了一阵,再问:“梁必达是不是反动派?”

    张普景被两个人扭着胳膊,直不起腰,挣扎着抬起头说:“梁必达有缺点,也有错误,但梁必达不是反动派。梁必达是人民解放军的军长,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我没有看见中央军委的文件说梁必达是反动派,不予承认。”无论拳脚怎样猛烈,张普景自始至终一句话:“说梁必达是反动派,我必须看到中央军委的文件,否则不予承认。”

    几个回合下来,造反派不问了,张普景也不答了。起先,造反派以为他是装死狗,后来,担任“土飞机”第一驾驶员的造反小头目觉得不对劲,把手伸到张普景的鼻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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