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听到门一响，我爸爸进来了，手提公文包出现在米兰身后。当时我就脑袋嗡了一下，周身的血像染缸里扔进一块方头密密麻麻溅到脸上。他怎么没到下班时间提前回来了？
米兰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回过身去看见我爸爸。她也有几分局促，但基本坦然，微笑地向我爸爸问好：“您好，叔叔。”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这是，这是我们老师。”
米兰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我爸爸打量了米兰一眼，用那种洞悉一切的沉稳目光看了看我，对米兰说：“你跟我来一下。”米兰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我无能为力，她低头跟我爸爸到他的房间去了。我听到我爸爸房间传出来的隐隐约约的谈话声。父亲的声音很浑厚，一字一板，听上去很有条理和信心；米兰的声音则是低喃、不连贯的，有时蹦出几个清楚的词。
我又羞又急，渐渐萌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真想抄起个什么沉重结实的东西扔过去，以惊人的“豁啷”一响和满地粉碎的结果来表达我的感情。当然，同我鼎沸欲喷的情绪恰成鲜明对照的就是我身体的一动不动。
片刻，他们从房间里出来了，两个人都很严肃。
“我走了，叔叔。”米兰彬彬有礼地对父亲说。
父亲点点头，转身回了房间。
我急忙上前小声问开门欲走的米兰：“他跟你说什么了？”
“教育了我一顿。”米兰小声说了一句，匆匆沿着走廊走了。我回身看到父亲拿了一叠文件从他房内出来，指着我说：“你不要出去，晚上回来我找你谈。”
说罢，他出门走了，又去上班。
我连忙回屋打开窗户叫正走到花园游廊通往后院的瓶形门口的米兰，“哎，哎。”她回头看见了我，下了游廊踩着长满青苔的土地走过来，站在我窗外探头往屋里瞧：
“你爸爸走了？”“走了，你进来么？”“我可不敢再去你家了。”她吐吐舌头说，“你爸真厉害。”
“那你没有，态度还挺和谒。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问我的父母是谁，家住在哪里。”
“我爸爸真讨厌！”我咬牙切齿地说，“你都告了？”
“这有什么好瞒的？”她笑笑又说，“他也是关心你，怕你学坏。”“你怎么不说是我老师呢？”我埋怨她。
“那哪骗得过去？也不像。再说也没必要骗人。”
“唉。”我在屋里叹气顿脚，“我算是又被他逮住了。”
隔壁邻居的窗户一响，支出一扇玻璃。米兰扭头就走，一指邻家窗户，“有人监听。”
“你去……”我张嘴无声，用手指假山方向。
她点点头，绕过柏树丛消失了。
我也点头，不住地点头，接着在自己家里回过身来。
晚上，吃过饭后，我和父亲做了一次长谈，我主要是聆听，不时被要求解释一下动机而已。本来以为父亲会非难我，孰料他竟意外的态度诚恳，并无疾言厉声，基本属于娓娓动听和循循善诱。他告诫我不要过早交女朋友，年轻的时候应该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要树立远时理想，要有自己人生目标，当然这目标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当时惟一的；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表示他和其他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对抱有殷切期望。似乎他们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这点在当时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份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
我耐心地等他把那些华丽的词藻全部用尽，假惺惺地掉了几滴泪，然后带着“好好想一想”的任务上床睡觉去了。
我在床上想了半天怎么在平原地带统率大军与苏军的机械化兵团交战，怎么打坦克，怎么打飞机，怎么掌握战机投入预备队进行战略反攻。当然我思路怎么也脱不开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虽然我当时就怀疑地道战和地雷战能否在现代条件下仍和打鬼子时一样行之有效。
想完激烈的战役，我又设想了一番凯旋而归万众欢腾的场面。除了苏联将军式的一胸脯勋章，我还热切地幻想自己能挂点彩，只有一只膀子之类的，但决不穿的确良的国防绿，最损也得是一身马裤呢！之后，我就翻窗户跳出去了。
我走到假山脚下，听到山上亭子里传来轻轻的男声合唱，其间伴有隐隐的吉它弹奏。他们唱的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俄国民歌《三套车》，歌词朴素，曲调忧伤。在月良星疏、四周的山林飒飒作响的深夜，听来使人陡然动情，不禁叹息，无端有遗珠失璧之慨。我至今有所不解；中英两国的民族经历是那么相似，为什么两国的民歌传达的精神实质那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