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院内重重叠叠的窗户都熄了灯，有几个人困了，烟也抽光了，陆续散去回家睡觉。
我也该走了，心中担忧这么晚了于北蓓怎么回家，街上的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停驶了。可她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坦然地坐在那里，眼睛在黑暗里闪闪发亮、每当我和她对视，她便微微一笑，十分深情，专注的神态。
当夜，我和汪若海作伴下山回家时，他便告诉我，于北蓓已在高洋家“涮”了两夜了。
我在朝阳门上了１０１路公共汽车，仅坐一站，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灰楼对面下了车，外交部的国旗在我身后白色耐火砖院墙内飘扬。我到现今的“西德顺”饭庄当时只是一个叫“红日小吃店”的回民早点铺买了一个炸糕，边吃边沿着北小街往北走。
在“烧酒胡同”口的公共厕所里我吃完了炸糕，估计这条路上已经没有了去上班的院里大人，便出来穿过“南弓匠营胡同”继续往北，我过去的那所中学就座落在这条胡同里，学校已经开始上课，胡同里只有一些迟到的旷课的学生在游逛。在“三义公”杂货店门口，我看到院里干部上班乘坐的褐绿色大轿车驶出院门，在前方一个胡同口拐向“南门仓胡同”消失了。我放心大胆地往院里走、一个我过去的同学站在路边他家院门口和我打招呼，我问他怎去上课，他笑笑说不爱去。
院里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公务班的战士从一辆卡车—上卸麻袋装的大米；一些没有职业的家属坐着小板凳晒着太阳齐党小组会，一个有三十年党龄在家乡当过妇救会长的妇女给大家念报纸。我从她们身边走过时，她们看我的目光很不友好。每个院落、每条走廊都洒满阳光，至今我对那座北洋时期修建的中西食壁的耍人服府的即在夏日的阳光照射下座座殿门重重楼阁、根根泉柱以及院落同种类繁多的大簇花木所形成的热烈绚烂、明亮考究的效果仍感到目眩神迷的惊心悸魂。其实那府邸在当时已很旧了，朱漆剥落，檐生荒草很多果木已经枯死或不再结果，金于池覆盖为暖气管道，殿门上的彩色缕刻玻璃大都打碎，一些有特点的建筑经过修补和翻盖已然面目全非。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充满渴求的心情急急向高洋家走去，一门心思想着于北蓓，一方面渴于了解真相，一方面又生恐惧唐突不是使他们而是使自己陷入难堪。她睡在高洋、高晋哥儿俩家使我昨天一夜为她忧心如焚。
他家的偏院内直分静刻，向阳的围廊里晾着邻居家刚洗的床单和衣服，空气中有浓重的潮腥气。
我敲了两下门，屋里没人答应，一片死寂。我正欲正敲，忽然失去了勇气，心惊肉跳地退了出来。
我垂头站在偏院外大院落的堪称小广场的天井中，阳光如同扬起的粉尘纷纷落下，心中茫然，进退失据。
对面二层楼走廊的小木栏杆后，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衰老妇女推着一辆坐着个婴儿的童车掉头看我，在阳光中面容模糊。我走开了。路过汪若海家窗前，喊了他两声，听不见回声，便去礼堂楼上的方方家。他正在睡觉，开了门又躺回床上。我点着一根烟，价值在一边抽，刚吸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喝了口桌上杯里的剩水，认真地一口一口抽起来。
方方也点了一根烟，躺在被窝里抽把烟雾吐向天花板。他问我为什么没去上学？我说早烦了。我问他汪若海他们今天怎么想起去上学了？他说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没等多久，许逊、汪若海等人一个个背着书包回来，摞下书包就抢烟抽，互相打闹着，嘴里不干净骂着脏话。
我也和他们一起互相辱骂，用最下流最肮脏的词句，没有隐含的寓意，就为了痛快。
然后我们就一直出去奔高晋、高洋家。许逊、方方一到便用力砸门，使脚踢门，汪若海还跳上窗台扒着窗棂往里看，笑嚷：“看见你们了，别急慌慌穿衣服。”
于是我也忙不迭地往窗户上爬，上去才发现窗户上严严实实遮着窗帘。高晋笑着把门打开，放我们过去，嘴里说：
“这帮土匪。”进了房间大家便往里闯，高洋、于北蓓穿戴整齐地坐在藤沙发上含笑望着我们，就像一夜没睡一直坐在那儿等着我们的到来。“想看什么呀？”于北蓓说，“没见过是么？”
高晋跟进来问我，“你早上是不是来敲过一次门？”
“没有。”我当即否认。
“你们三个人昨晚怎么睡的？”方方问他们，“屋里就两张床。”“上半夜睡这张床，下半夜睡那张床。”于北蓓从容应付，然后咯咯笑起来。
她的这副腔调立刻使我如释重负，那明显的玩笑口吻和毫无半点羞惭的态度，使我觉得她什么都不会当真且问心无愧，过于荒廖的供认往往使人相信这一切都是虚构的。
我变得快活起来。中午吃饭的时候，由于怕被我爸爸看见，我不能去食堂，于北蓓也不便在食堂公然露面。于是我和她单独留在屋里，等他们吃完饭再给我们打回来一份。
我和她已经很熟了，呆只剩我们俩在阴森森的大房间里时，我还是像一个被人关了开关，没词儿了，只是沉默地抽烟。“你在家是个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