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村里人都没有卡她。至于她家的光景,当然已经破落的一塌糊涂。唯一能说明过去发达的迹象,就是一张折了一条腿的破太师椅。现在一家几口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分来养活。遇个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他们家也沾不上一点边;全家人只好饥一顿饿一顿凑合着过日子。一家人多少年来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盼她能给这个败落的家庭带来一丝光明;因此不管家里穷到什么程度,父母亲也咬着牙坚持供她上学……
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但很有一些心计。
起先,她和孙少平一样,因为自己家庭贫困,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最使她窘迫的是,她吃不起好点的饭,顿顿都是黑高粱面馍。女孩子爱面子,她不愿在大庭广众面前领自己那份不光彩的干粮,顿顿饭都是等别人吃完后她才去。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个人的情况和她完全一样。她于是很自然地对这个叫孙少平的男生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
郝红梅由于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已经懂得了许多成年人的事——包括爱情和婚姻。但她和孙少平开始的交往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她自己早有盘算:她家成份不好,光景不好,她自己要寻个好人家,找个有钱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父母亲把全家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但她自己明白,一个女孩子,成份又不好,上学只能到高中就到头了,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她家的成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她只有寻个好婆家,好对象,才有可能改变她和全家人的状况——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她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她同样穷的男人呢?
因此,她和孙少平的接近,基本上是一种怜悯——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
但她并不完全小视孙少平。这个贫困的男生,身上似乎有一种很不一般的东西——倒究是什么她也说不清楚。另外,他虽不算很漂亮,但长相很有特点,个码高大,鼻梁直直的,脸上有一股男性的顽强,眼睛阴郁而深沉。如果这人是干部子弟,或者说就是农民子弟,但家里光景好,门外又有工作的亲戚——比如象田润生那样的家庭,说不定她也会动心的。但这些方面孙少平什么也没有。她侧面听说少平一家人都在农村受苦,穷得只有一孔土窑洞……但毕竟他们命运相似,使她对这个男生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在这个她得不到友爱的世界里,孙少平对她来说就是宝贵的。只是那次侯玉英用污蔑性的语言,当众攻击她是孙少平的“婆姨”时,她才感到又急又气又恼恨。她到这县城的高中是另有所图的——说不定在这两年中,她能高攀一个条件好的男人。侯玉英这样一闹,舆论就把她和孙少平拴在了一起。这使她多么被动啊!她恨侯玉英,也对少平有点怨气——谁让你那么多情,每次劳动都给我发一把好工具哩!因此,她便渐渐开始和孙少平疏远了。她要让众人看见,她郝红梅并不是孙少平的“婆姨”……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临近放假的几天,她才突然发现,在她那个破旧的箱底下,还放着她借孙少平的一本《创业史》。她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她几个月没理少平,还把他的书压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还他。她知道这书少平也是借文化馆的,现在马上要放假,他肯定很着急地要给人家还。唉,这个孙少平!你为什么不开口问我要呢?可她又一想,这要怪她自己,她应该主动给人家还嘛!
在临近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她匆忙地跑到男生宿舍给少平还书。少平没在。金波告诉她,孙少平回家去了。她只好折身回了自己的宿舍。
回到宿舍后,她收拾东西时发现自己的干粮袋里还有几块白面饼。夏收开始后,她星期天回去常出山捡麦穗,母亲就用这麦子磨了点面给她烙了几张饼。她吃了几块,剩下的这些舍不得吃,一直放着。她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把这几块饼连同书一块送给孙少平,以弥补她没有及时还书的过失。
于是,她把这几块白面饼夹在那本《创业史》里,在黄昏时转到校园里等孙少平回来。她看见孙少平进了学校以后,又实在没勇气当面把这书和饼交给他,就采取了只有他们这个年龄才会有的那样一种浪漫方法……这一学期开学后,她的一切也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到了夏天,她还有一身没补钉的衣服可以穿,因此不象冬天那样看起来过分寒酸。正因为有这么一身衣服,她也才有心思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自我感觉浑身利索了不少。以前由于自惭形秽,她常不愿到公共场所去露面。现在,这身服装使自己鼓起了一点勇气,每当下午同学们玩篮球的时候,她也敢去了。不过,她还不愿进场,只是站在场边上看别的男女同学们玩。
那天下午,她象往常一样,又站在篮球场边上看别人打球,他们班的班长顾养民突然给她抛过来一个球,并且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