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秘书却答应得很痛快：“行。您不就是咱省那个著名的十大神探之一吗?来吧。我给老书记说一下．安排个时间。老书记特别关心陶里根的情况，也挺爱跟你们公安系统的同志闲聊的。只要有人从陶里根来，他都愿意当面跟他们聊一聊。”但那天，实际上跟老书记啥也没聊上。一是，那天赶巧又去了两拨人，等那两拨人走了，老书记已经有点累了，东林自己也觉得不能再跟老人家深谈了，就拐着弯地提了一下余达成，提了一下去陶里根做些“调查研究”。但对此，老书记却没表示任何态度．只是问了问陶里根街上有一家“曹不泉酒厂”的近况，又聊了一会儿陶里根特产的“壳里红”酸果，秘书就暗示东林该起身走了：
咋回子事?老书记为什么在听到余达成和“去陶里根做调查研究”时，没半点反应?
难道说，余大头在“骗人”?
劳爷倒吸一口冷气，刚想给余大头打电话质问此事，就接到了余大头主动打过来的电话。
“你现在在哪儿?”余大头问。
“我还能在哪儿?”劳爷没好气儿地答道。
“老前辈，好好说话，别跟咬着自己舌头似的!如果你现在还在老书记跟前，那就等你离开那儿以后咱们再说……”余大头吩咐道。
“你怎么知道我刚见了老书记?”劳爷问。
“听我说。你先出门，先离开老书记那儿。老书记最近身体很不好。别吵着他了。”余大头再一次重复道。
“我已经离开那儿了。在大门外站着哩。”劳爷说道。
“那行，你开着车吗?开着?好。那你马上到兴安来。我还在那个小院里等你。”说着，几乎不容劳爷做任何反应，余达成那头就已经把手机挂了。
不多大一会儿工夫，劳爷果然赶到兴安宾馆。
“劳神探，您可真是名不虚传呐，无孔不入。您是怎么敲开老书记家的门的?”一见面，余大头就跟劳爷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以缓和一下气氛，但劳爷却没有一点心情跟他打哈哈。他当然不知道，那天他到老书记家刚“聊”上，老书记的秘书就悄悄把他来找老书记的“动向”通报给了余达成。余达成事先还真没料到劳东林竟然
会直接去找老书记。
“谈实质问题。到底是咋回子事?老书记根本不知道让我去陶里根搞调查……”劳爷却黑起脸，摆出一副警察审案时常拿的“公案”架势，冷冷地瞟瞥着余达成说道。
“我跟你说过这档子事是从老书记那儿分派下来的吗?你再回想一下，我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余达成这小子声色不动，淡然反问。
“那……”劳爷略略一愣。是啊，余大头从来也没说过，这事到底跟老书记有啥内在关系。
“那个啥?”余达成依然平和地反问着=
“但是……但是……”劳爷“但是”不下去了。
“你想让他跟你说啥呢?说他事先就知道这档子事?是他老人家预谋策划了这档子事?然后向你承认，是他派我去找你的?说他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同志的确想派人去秘密调查一个在职的正省部级干部?是吗?你想从他嘴里得到这些明确的肯定的答复，是吗?”余大头一句不饶一句地逼问着=
“可是……”劳爷这时已经明显感到自己有些“理亏…‘气短”了。
“您还想‘可是’个啥?啊?”余大头的神情渐渐严肃起来，“您想让我说您啥呢，老前辈，说您干了这么几十年，政治上怎么还那么幼稚?啊?”
“……”劳爷张口结舌了=是啊．这件事即便真是老书记指使的，他老人家也不会当着其他人的面来公开承认这一点啊。这里不是简单一个愿意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还牵涉到一连串更重大的组织原则和策略部署问题。自己怎么可以直接“杀”上门去，向老书记本人去“刨根问底”呢?
幼稚啊，的确幼稚。
“我的话是不是说得有些重了?”看到劳爷耷拉着个脑袋，好大一会儿都不吭声，只是在那儿怔怔地干坐着，余达成缓下口气，又在说些软话，往回找补了。
“没事……没事……”劳爷尴尬地笑笑道。这倒也是他的真心话。他这人就这点好，真要觉得自己错了．认错也快，一点就透。还不记仇。
“真没事?”
“嗨，能有啥事哟?!”
“那行。没别的事了吧?”
“没了……”
“那就这样吧。希望今后再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了。那边还有几位同志在等着我，我就不留您了。”余大头说着，站起来送客了。
那天走出兴安宾馆，劳爷内心中涌动的岂止是羞愧和难堪。如果换一个人，经历了这样一场自我露怯后，又遭余达成如此这般地训斥后，也许就会知难而退，鸣金收兵了。但此人不是别人，而是劳爷。这时刻就显露出这位“劳爷”本真中那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了，显露出劳东林之所以是“劳爷”的根本点了：我多次说过，他实质上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一个终其一生一直在想超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