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自然就成了解决这“当务之急”的首选措施。这件事就交到了邵长水头上。让邵长水去做这件事，是因为比起总队里的其他同志，他对劳爷没有太多的“先人为主”的东西，在调查中也不会加入太多个人主观意愿的东西，加上他性格中的沉稳实诚和机敏，赵五六认为他是干这档子事的最合适的人选。
原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把名单上的十来个人走访一下，就可以把情况搞清楚了，接着还可以让邵长水投入到侦破“车祸”和“银行保险柜被炸”等案子的工作中，两头都不会耽误。但没想事情并没有预想的这么简单。首先是邵长水对这个任务理解得不那么深刻，接受得有点被动。这倒没成为什么大的妨碍。因为邵长水毕竟是个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比较强的同志，认识虽有不一致，但行动中，还是坚决执行，照办不误的。问题反而出在名单中的那十多个人身上。这些人完全不像劳爷在“密件”中写的那样，是能积极配合的。他们承认自己跟劳爷相识相知相交已久，承认自己是劳爷的亲密朋友。他们都钦佩劳爷的为人，不否认在自己生活的某一阶段得到过劳爷巨大的帮助和启迪，对劳爷的死都感到震惊和悲愤，感慨悲壮之情无不溢于言表。但是……只要一提到劳爷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再提到“劳爷的死因”，提到“那起车祸”，他们又恍惚了，畏缩了，迟疑了，或慌张，或沉默，或无奈，或推托，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金蝉脱壳而抽身。无论男女，到了这关键时刻，忽然间都变得不是他们原来的那个自己了，场面上无一例外地都会出现短暂的尴尬气氛；然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毫不迟疑地都会说：“不知道。啥秘密调查?不知道。劳爷都辞职了，还调查谁?就算他调查谁，也不会跟我们说呀。要跟我们说了，那还算啥‘秘密调查’?”
如果他们根本就跟劳爷的调查不沾边，劳爷在名单里为什么要特特儿地提到他们?为什么还要恳请组织今后对这些人加以特别的保护?
劳东林这小子真的是变得玩世不恭了，临死前在给组织上开一个“最后的玩笑”?
赵五六不信。
邵长水也不信。
他们认真分析了这十来天的情况．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突破口，那就是这十来个人谈到最后．都把事情推到了两个人头上，也就是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劝说”邵长水去找找这两个人。其中一位叫齐德培，就是住在领事馆西路口的那位本堂神父。另一位就是今天邵长水要找的寿泰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