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稀。人们已回到自己的窝，忙着寄出信件、备忘录、电报、合同、声明、账单及支票；他们得到的将是突然降临的快乐和成功，实现了目标，并且最终达到了目的。所以我能指望谁来同情我？也许我应该去找那个女乞丐向她借够我坐地铁的钱。那，她可以死不承认我给过她钱。我还能向谁请求帮助呢？伸出你那援助之手吧，你那我还没来得及啃的和掰的手，我会欣喜若狂地舔它，吻它。或许在这座巧取豪夺的城市某一处恰有一位既善良又有钱的老妇，她愿意为艺术捐款——一位和蔼可亲的富孀，她的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因而需要一个目的。哦，像这样的女人我愿意把她写成天使。不过像这样的女人往往有某种怪癖。她也许喜欢看裸体男人。那么我就在她的梳妆台上跳裸体舞，拿大顶，劈叉，高高举起我的信手涂鸦，嘴里讲着下流活——如果这样做能够取得老太婆们的欢心的话。无论什么——等一等！下流话。对呀。在这座城市里确实还有一个我可以给他打电话的人。利奥。当然是他！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想起他来呢？好像只有在遇到压力的情况下我的思维才活跃起来。说起最可以利用的人非利奥莫属。我和他是在布鲁克林工艺学校的难捱的日子里相识的。他是个勤奋好学的家伙，后来退学了，剩下我一个人继续苦苦挣扎。不过他的确为了我的缘故才在电器工程系呆了那头两个学期的——利奥时常在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弄得我不到清晨两点别想睡觉，半夜三更通过电话给他辅导电磁学，更别提一年之中我写的那些物理实验报告了，因为我那位不负责任的试验伙伴利奥一直忙着享受生活，根本无法像我们这些不懂得享乐只知道干活的人一样在空气稀薄的地下室里呆上一分钟。我不得不佩服利奥。虽然他在数学方面不聪明，但是在改专业方面却做得极为聪明，改得很早——改修英文专业。而我却像个傻子一样又受了七年煎熬才如梦初醒。奇怪的是，在经历了那么些年之后我们两人又归到同一卖文为生的凄凉圈子之中——虽然就生活方面来说利奥比我好得多（假如他还没被解雇的话），作为一名兢兢业业的写作课教员，他为了布鲁克林那些有意从事创作的文盲们日夜辛劳，他教他们怎样成为他曾经想当的成功的作家，以此给那些打哈欠张大嘴的学生们注射兴奋剂。
我的希望燃着我的心，大脑又重新开始积极地思考。所有那些演算和实验报告也该值不少吧。去年春天我是跟他借过一点钱，不过刨去借款至少还应该剩下一些——这么说吧，取一个大概数字，20块钱总是有的。嗨，利奥的心思全被他的肠胃病和生殖器的毛病占住了，说不定早已把我借的那笔区区小数忘得一干二净呢。我反正是忘了。无论如何，从道义上讲，有固定收入的人有义务分担处在困境中的人们的困难。如果这个策略不奏效——不过我倒看不出为什么不奏效——我就吓唬他，对他说事情总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很可能明年该论到他没有工作、忍饥挨饿，到那时候就该他来找我要一点点毒药了。我是决不会忘记老朋友的。
我干吗想这么多呀？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要恳求。不要乞讨。打电话时我会说是碰巧来到了他家附近。就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