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是素食主义者。”
“回答问题！”
“没真搞过。”
“那是什么意思？”
“嗯……有一次……”
“啊哈！”四号高兴地叫起来。
“你瞧！你瞧！”六号喊道。“我们是对的。努德尔曼先生，你骗不了我们。”
“假如‘是对的’如此重要的话。”我耸耸肩。疲倦极了。
“绝对重要，”杰太太说，“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否则就算失职。你不会以为政府职能部门什么活都不干自拿钱，对吧？”
“接着说，请说。”主席催促我。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我。
“嗯，在我13岁时，我在昆士区我家旁边的林子里散步，你知道，森林公园。”
“往下说。”
“这时我碰上那——”
“我——我——我——不是告诉你们——们——了？先生们。”五号插言道。
“让他说完！”主席大声说。
“我撞上了那家伙，他死缠着我不放。后来他问我：‘嘿，小伙子，想让我帮忙吗？’‘帮什么忙？’我问。‘想让我给你口交吗？’他说。”
“口交？”四号拨弄着袜带问道。
“吮吸yīn茎。”主席什么都懂似的说。
“噢。”四号说，并且在纸上匆匆地记着。
“那你怎么办？”一号装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探问我。
“我吓得要死，拼命跑出了树林。”
“他跑了！”一个人喊道。
“跑了！”另一个人附和说。
“跑出了树林。”他们都站了起来，齐声欢唱和鼓掌。
“拼命地跑！”乱舞群魔中的一位大声喊道。
我极不舒服地等待这一切快点结束。
“啊哈！”主席终于惊叹道，兴奋劲降了一点，并开始飞快地记笔记。“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这个情况？”
“因为我没有想到它有什么意义。”
“有意义。让我们来决定它的意义。”他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不能告诉你。是要载进绝密文件里的。”
“可我必须知道。知道自由信息法案是干什么的吗？我有权力知道我的人格是不是被歪曲了。为什么如此至关重要？是不是这说明我是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或者其他什么恋者？”
“它的意义自然远远超出世俗的看法。”
“你必须告诉我。”我又大声嚷起来。“求求你！”
“现在咱们开始真正的工作吧。”
“什么工作？”我抽噎了一下说。恐惧攥紧我的喉咙。
“最终的目的。”七号说。
“你们想——？”
“我们想让你彻底认罪！”主席咆哮着说。他的小槌猛地一击。我在极度的绝望之中看了一眼杰太太，没想到她的眼睛也突然变得凶狠冷酷起来。
“不准漏掉一个句子，一种看法。”一号怒气冲冲地说。
“全部的事实，只准讲事实，不准扯别的。”
“关于什么的？”我大声问。
“你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认罪就别想有安宁。”
“我认罪，可是你们得告诉我认什么罪！我实在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
“关于同性恋者？”
“不对。”
“关于爱无能？”
“不对。”
“关于是个大废物，与社会格格不入？关于是天生的撒谎者？”
“不对。”
“不对。”
“不对！”
“那关于什么？”
“不可救药了。”八号说。他厌恶地摇一摇头。
“典型的。”杰太太说。我曾把她当做好朋友看待。“你可以从社会和精神方面去想。”
“与思想有关，跟身体无关。”
“太尖刻。”
“连工作都保不住！”
“连闹饥荒时卖面包的活都找不到。”
“这跟我找工作有什么关系？”我大声说。
“没关系也有关系！”
“我来问他几个问题！”
“求求你们。”我乞求说，任凭泪水满面流淌。凭着直觉我设法遮掩自己暴露的部分，因为我发觉自己只穿着一条破烂的内裤——忽然想起母亲的教诲：要记住，参加考试之前一定要换一条干净内裤，去买鞋之前一定要换一双没有洞的袜子。
“他疯了！”二号指着我的狼狈样子责难地说。
“就是个疯子！”
“精神失常！”
“神经错乱！”
“我会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为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想象的一切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