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为止乔治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捣乱了。我利用这段间隙改写完伯尼作品的前五章——正因为如此Z先生才会急匆匆地从纽约给我挂电话来。他讲话有一点激动。
“你怎么，你怎么能那样写呢？”Z先生问我，从电话里我几乎能听到他拽头发的声音。
“我本来没打算那样改。”我谦卑地道歉说。
“考夫曼先生刚才给我打电话了——直说吧，他很生气。他给你的可是一部关于生意人私生活的严肃作品呀，可是你怎么处理的？简直把它写成了闹剧！”
“听我说，我并没有打算改写他的书，但是小说也好，人物也好，都有自己的生命。伯尼的书读起来像一部喜剧，一部天生的喜剧，我只不过把没有表达出来的部分表达出来了而已。”
“考夫曼先生气得要死。说你想把他写成一个大傻瓜。”
“不是那么回事，Z先生。我是想直话直说的，可是到时候就兜了圈子——就技术方面，我想我的确帮了大忙。”
“我的确对他说你是最好的作家之一，你的名气越来越大。我甚至还把你的最后一部书《天国回流》介绍给他。我认为那本书留给他的印象很深。”
“也许我该去见见他。”
“是的，是的，”Z先生颇感欣慰地说，“我想你接着往下写之前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总之，我的确竭力推荐了你，而且——”
“我知道。我知道。不胜感激。真的。发自内心的。我会去见他的。”我答应说，只是心里没底不知道见了伯尼我该说什么，因而对这次会见心存恐惧。
我刚刚挂断电话它马上又响起来，真是繁忙的一天。是曼德尔，他打电话来闲聊天。他在实验室里闲得难受，咬着指甲琢磨国家科学基金会是否批准他继续进行磁场里的电离氦原子生命的研究。这个项目的准予权非同小可。他如果得不到它，孩子们也许就不能参加节食减肥者夏令营了。
“你瞧，努德尔曼，你可能遇到了一点经济上的麻烦，可是你的生活还不算太坏。”
“谁说的？”
“伙计，今年的基金很少。”
“对，瘦得像麻秆①。”
①麻秆：双关语，意思既是“少”又是“瘦”。
“噢，及时的资金，城里人们正议论你呢。”
“议论我？又一个谣传？”
“我还以为你喜欢呢。”
“哼！”
“搞语言学的斯皮尔曼昨天来找我，他说你知道不，努德尔曼来自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
曼德尔大声笑起来。
我也笑了。
“这不是真的吧，是真的吗？”他反复核实以免出差错。
过后我坐在那里瞅着《心脏与处女膜》第七章，眼前则一片空白，我的思想又溜到曼德尔窃听来的谣言上去了。真奇怪我父亲总是留给人们那么一个印象。
1938年父亲逃离维也纳时留在身后的不仅是纳粹，还有他那收入颇厚的律师职业。父亲只能当一个普通的商人，不久他发现，要维持生活，搞印刷最好，他还发现干这行竞争相当激烈。还有，即使千方百计得到了订单，把做完的活按期送了出去，也无法保证人家会接受，更别说按期付款了。他每天24小时乘坐地铁在曼哈顿沿街寻找难觅的“订单”，有时会一无所获。然而在丘园花园——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那个高个子、满头银发的赫尔博士努德尔曼是个真正的富翁。
全然不把苦与乐放在心上的好老爸。虽然他被钱驱使成为地铁的囚犯，并对他那位干西26街的印刷所周围一英里范围内马路上的每一条裂缝如数家珍般的熟悉，却是一辈子没有学会对万能的美元顶礼膜拜。尽管他确确实实为了我们这些不孝的东西当牛作马流血流汗，他始终认为谈论收人或叙说缺钱花是品位低下的表现。他从不讨价还价，不论帐单多么不合情理，他均照付无误。他也从不议论汽车的价格或者肉价。这种古怪的行为加上他高贵、传统的相貌，自然只会被解释为富有的象征。我也许不自觉地步了他的后尘，缄口不谈钱，因为糟糕的经济状况使我羞于启齿，或因我对自己的家庭状况太不关心而使我愧对他人。
那些真正有钱的人家，像曼德尔，刚刚继承了第二份财富，当他闲得无聊把陈年旧帐翻来数去时，我却苦苦不肯吐出半个“钱”字来。
钱。钱。钱。我的目光仍然盯着伯尼的第七章。真无聊，我光想大声喊叫。这一干巴巴的章节是关于皮特·米勒在伦敦的第一个兴奋日。他一到达便住进一家豪华旅馆，接着，一分钟都没耽搁，马上让服务台替他安排“独一无二的娱乐”——不是一个姑娘而是（注意这一点！）两个具有青春活力的姑娘。整整24页，皮特·米勒让她们摆这么个姿势，摆那么个姿势，舔着一个的yīn道，又抠着另一个的，一个姑娘啃着他的耳垂，云云。如果布拉泽·考夫曼别总是习惯性地重复某些短语，也许还将就着有点意思。每当他shè精一次，过后总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