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清楚。作为博士，他研究和从事的专业并末向世人透露，他并未说起过有医学的背景，虽然他暗示他与学术界有联系。隐隐地传来的一种说法，说他是为政府服务的。他的模糊形象真是太巧妙了。他旅行时持美国扩照，他的口音却是英国腔。他俄语说得很流利，为了消遣也读德国作品。
至于欧洲联盟，当人们极力请他介绍时，他就会说它是一个“情报交换所”。
“我们收集信息。”他会解释道。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也对。这些信息主要是有关东欧和华约集团国家的。
“他对这些国家的有名人物十分感兴趣。赫斯特小姐把东欧国家新闻中有关人物的剪报积成厚厚的一卷，有政客、运动员、演员以及作家等。俄国所有的报纸都送到蒙茅斯街的二层来，《真理报》、《劳动报》、《消息报》、文学杂志，还有波兰和捷克的报纸。
朱里博士还有各种关系。他在政府部门里有朋友，舰队街职业的苏联问题观察家知道他的价值。如果要想知道苏联最高苏维埃某个不出名的成员，或者某个突然鸿运高照的红军将领的背景材料，去找他准没错。他在冲突研究所也有点名气，在那里作过几次报告。他经常访问美国，也经常去德国，他与俄国流放人员有密切的接触，与他们保持联系，帮助他们，对他们提出忠告，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交谈，想他们所想。
作为一个人，他倒也并不招人注意。他戴眼镜，经常伸经质地眨眼睛。他渴文尔雅，看上去还有点怯生生的神气。
他的记忆力惊人，可以立即口忆起某件事情，很少忘记人的名字，引用日期和地点，一串串地如数家珍。对陌生人的面孔，他经常过口不忘。
也有对他敬谢不敏的人。据说固为他编辑广播稿的方式曾被自由欧洲电台解雇过。他信奉的是宣传而不是消息。他会据此来修改稿子。
莫斯科也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列沃诺夫在轮敦的大使馆对他的活动十分注意。第一总指导局有朱里博士的档案。
在总指导局里，对他以及他在蒙茅斯街的活动看法下一。有的人认为朱里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是一个取得美国私人支持的冷战骑士，靠他作为共产主义问题“专家”的牌头，生活得悠哉悠哉。
还有的人则以更多的疑虑在打量他。他们认为他是“官方的”，是替华盛顿于的，背后有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负有对东方进行隐蔽破坏活动以及散布假情报的使命。
不管他是哪一种人，人们断定朱里是一个需要密切注意的人，他的那些活动总有一天要被阻止的。
这也许是在蒙茅斯采取了某些防范措施的一个理由。要想进入这里，先得按门铃，在客人没有表明身份之前，门是不会开的。在楼梯处装有一架闭路照相机，赫斯特小姐在放客人进入办公室外间前，在她的监视屏幕上也要对他们审视一番。所有的电话辄有自动录音装置。晚上，各种警报器以及电子装置都启动起来，想成功地闯进来的可能性很小。与鲍厄街警察站还接了一根直通警报线路。
当安德列扬刚刚分配到轮敦，他的首批任务中就有对这座建筑物进行拍照。他还设法搞到了朱里博士的两张相片。
一张照的是他顺着街道走路：另一张照的是他从一辆出租汽车中钻出来。他还有一张赫斯特小姐到夏夫茨伯里路参加一个三明治午餐会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有在外交邮袋里送到了莫斯科。
鲍斯科还要一张朱里博士夫人的照片。这较为困难，因为她从不到蒙茅斯街上。朱里一家住在福尔汉姆，安德列扬花了两天时间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钠她一张照片。她叫他吃了一惊。她长得花容月貌，甚至有点妖艳，完全不象天德列扬想象中那个卑微的朱里博士应该有的那种妻子。她打扮人时，开一辆颜色鲜艳的跑车。
“长得不坏吧？”当他把照片递给列沃诺夫时，说了一句，“不知她看上他哪一点？”
上校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作为回答。
“你认为他们还要知道更多有关她的情况吗？”安德列扬带着期待的心情向道。朱里夫人使他动心。
“他们想要的话，会通知我们的。”上校陰沉沉地回答道。
在蒙茅斯街二楼，朱里夫人的唯一痕迹是她的照片。她的丈夫把它放在办公桌上。
朱里在三点过后不久来到了蒙茅斯街，他把赫斯特小姐叫进办公室。
“我要去一趟募尼黑。”他说道，“请你给我订一张早班飞机的票，好吗？”
“当然可以，博士。”赫斯特小姐说道。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似是他们的关系是公事公办式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喔，也许第二天。不过，最好先别说死。”
“好。”接着她又想起一件事，“要订个旅馆房间吗？”
“已经有人订了。”朱里博士说道。
她离开房间。他打了一、两个电话，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些文件，看了一遍。还有一份新到的《真理报》，他把它搁在办公桌上，聚津会神地读起来。
10分钟后，赫斯特小姐敲门进来。
“拉思伯恩先生来了。
朱里把报纸卷了起来。
“好。”他说，“我在等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