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它会陈旧，暗淡，使人厌倦。一切幸福故事的结尾或是悲惨的，或是平庸的，所以被小说家删去了。
人死后就能称幸福了吗？针对梭伦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合乎逻辑地推论：对于死者来说，世俗意义上的命运仍是多变的，于是他将随着子孙的兴衰荣辱时而幸福，时而不幸了。盖棺也不能论定。
为了证明幸福的存在，哲学家们便重新定义幸福。语言是哲学家的魔杖，它能化有为无，也能无中生有。但是，此时此刻，所有这些讨论未免太复杂了。
一个苦难中的女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十分简单："现在我看别人，觉得谁都那么幸福。"别人的孩子活着，我的孩子却要死，幸福与不幸的界限泾渭分明。
有一回，我做一个小手术，麻醉剂使我暂时失去了排尿功能，尿憋得极难受却不能排出。这时候，当我听到身旁有人畅快地哗哗排尿时，我确实觉得那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那么，世上还是有幸福的，那就是我们业已失去的一些非常平凡的价值。在病人眼里，健康是福。在受难者眼里，平安是福。可是，在我们尚未失去它们时，我们却并不引以为幸福。人心固重难而轻易，舍近而求远，所以幸福是难的。
10
一个孩子患了绝症，她的父母曾经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可是，此刻，她的母亲眼睛盯着电视机，被一出喜剧小品逗得笑出了声。孩子听见妈妈笑，也笑了。她的父亲坐在桌旁，一支烟，一杯茶，读一本买了很久尚未开读的书，享受着午后的宁静。
我心里突然一惊。我为人们包括我自己对于苦难的冷漠感到震惊。
我的女儿不久于人世了。随后，无需太久，她的父母也会死去。岁月流逝，世代更替，总有一天，我和我的正在遭灾的小家庭将在世上消失得于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为事情这么简单感到震惊。
当我感到震惊时，我是抽身出来，做了一个旁观者。对于人生的苦难，也是旁观者清。只要痛苦有间隙，而最后的结局尚未临头，身受者就不可能一味悲伤。倒是在旁观者眼里，苦难永远直接呈现，一眼望到了头。
在一刹那问，我用旁观者的眼光异乎寻常地看清了我身受的苦难，于是感到震惊。
然而，看清了又能怎样？这种清醒除了绝望还能带来什么？那么，冷漠岂非生命本能的一种自卫？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有时悲观有时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说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到死时，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分外震惊。
11
一个过程突然失去了目的，人会感到荒谬。荒谬是清醒的人的感觉。这个失去了目的的过程长久延续下去，人就会疲乏，麻木，而荒谬感也就被无聊感取代了，仅在某些清醒的片刻浮现出来。
然而，什么是无聊感呢？它岂不就是打着磕睡的荒谬感？
表面上一切正常，仅仅是表面上。
我们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为一个预知的灾难结局悲伤。悲伤如同别的情绪一样，也会疲劳，也需要休息。
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会想象他们无一日得安生，其实不然。因为，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谁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无聊感麻痹我们对于灾难结局的注意力，阻断我们的悲伤，驱使我们在眼前的过程中寻求消遣，从而疏通和保护了我们尚存的生命力。
12
习惯，疲倦，遗忘，生活琐事……苦难有许多貌不惊人的救星。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
许多民族的宗教都规定了为死者哀悼的期限。其实，没有这些规定，哀伤也不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荷马告诉我们，尼俄柏在她的七子七女被杀尽之后，也曾经停止同恸哭，饥饿使她端起了饭碗。
人都是得过且过，事到临头才真急。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仍然不知道疼。砍下来，只要不死，好了伤疤又忘疼。最拗不过的是生存本能以及由之产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正是这些琐事分散了人对苦难的注意，使苦难者得以休养生息，走出泪谷。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该忘就得忘，难道要记一辈子？"
我想起很久以前的这一段对话，不禁微笑了。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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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苦难，我们可以用艺术、哲学、宗教的方式寻求安慰。在这三种场合，我们都是在想象中把自我从正在受苦的肉身凡胎分离出来，立足于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