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一个老百姓也不能看见。虽然在长安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令街道上的士民们在他经过时肃静、回避，但是倘若有些百姓回避不及，或有心不愿躲开，而希望偷偷地看他的人，只要在街旁跪伏地上，偷偷看他也是常有的事。如今进人太原，警跸的事竟然如此这般气象森严，是李自成所不曾经历过的。他想着，不如传谕下去，让百姓大胆地未到街上同他见面，他自己原本也是穷百姓出身嘛，但随即又一转念，想起这是牛金星等按历代帝王警跸的旧制做的安排，就将闪在心上的念头打消了。他又想到，自古以来，帝王之尊本该如此。有许多帝王是在襁褓中继承祖业，世事不晓，尚且出入警跸，何况他身应图谶奉天倡义，出死人生，血战了十六年才有今天！这么想着，他的心潮就平静了。
到了作为行宫的巡抚衙门，李自成因为有许多事需要处理，便只将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李过和李岩留下，其余的文武官员们都叩头退出了。虽然太原城中的事情，他进城前已经不断地得到飞骑禀报，但是仍然先向刘宗敏问道：
“城中秩序如何？有抢劫、杀人、强奸的事情吗？”
刘宗敏回答说：“城破之后，各处都有骑兵巡逻，执法很严，城中秩序很好。该抓起来的那些官绅，就在天明以后，由补之派人将他们抓起来了。”
李自成向李过问：“有没有逃走的？”
李过回答：“有几个躲起来的。可是不管他们躲得再好，都捉到了。有的是他们的奴仆引路，有的是百姓禀告。”
李自成点点头，吩咐将自缢而死的巡抚蔡茂德及其副总兵应时盛都用棺木装殓，停放在三立书院中。然后转向李岩问道：
“放赈的事，有没有困难？”
李岩回答：“晋王府的仓中，存粮并不很多，远不如福王府；其余乡宦大户的粮食大多藏在山中，运进太原的没有多少，所以只能对饥民小作赈济。另外，我大军北上，路途遥远，沿途又均非产粮之地。以臣愚见，放赈虽然要紧，但军需更为要紧，所以，不仅不能大放赈济，还应该在太原及附近州、县火速征集粮食，带往北京，方为万全之策。”
李自成沉默，仿佛在心头浇了一瓢冷水，转头望望军师。宋献策赶紧欠身说道：
“林泉所虑甚是，既然太原城中存粮不多，放赈的事可以从缓。”
李自成继续沉默。多年来，他每到一地，总是打击贪官污吏和地方上的不法乡宦、豪强，开仓放赈，因而被黎民百姓们称作救星。如今他刚刚建立了大顺朝，破了太原，却不向黎民百姓赈济，心中说不过去。可是李岩和军师的意见值得重视。尤其是李岩，一向担任赈济饥民的事，他的话更要斟酌。在他犹豫不决的片刻，忽然想起来崇祯十二年春天在商洛山中的往事。当时军粮十分困难，可以说计日而食，他曾毅然决定，分出一半粮食赈济饥民。难道今日情况不是好得不能相比吗？他正要决定放赈，可是又转念一想，如今大军东征，与当年少数人潜藏在商洛山中的情况根本不同，今天要说今天的话。于是他轻轻地对李岩说了一句：
“明日再商议吧。”
这时，吴汝义匆匆进来，递上一封紧急文书。李自成一看，原来是田见秀从长安来的禀报。田见秀报告说，张献忠已经率领全部人马，离开湖南，到了宜昌一带，声言要进入四川，在四川建立大西国。田见秀还禀报了河南、湖广的情况。说已经探明，登封的李济昌确实暗中接受了明朝的“总兵”衔，只是还不敢明着与大顺为敌；又说在遂平和西平一带的刘洪起，被左良玉授予“总兵”衔，正在招兵买马，占领了附近数县地方。汝宁府的情况很乱，委派的地方官吏被当地豪绅赶出了城，无处立脚；还有在均州的王光恩围攻谷城，声言要进军襄阳，气焰十分嚣张……
李自成将田见秀的紧急文书交给大家传阅，然后问道：
“你们各位有何主张？”
牛金星、宋献策和刘宗敏都认为，目前用兵方略已定，不能轻易改变。只有迅速攻破北京，然后才能回过头来，一面进兵江南，一面收拾河南、湖广的乱局。而且，目前山西省十分重要，虽然太原已经攻破，但不能不分兵镇守，例如平阳府、太原府、潞州府、泽州等地，都需要留下人马，特别要保证太原与长安的道路畅通无阻。千万不可以像河南那样，留下后患。如果山西不稳，在大军到了北京以后，就有后顾之忧。李自成很同意这个意见，决定大军在太原不多停留，一两天内就派出一部分人马，由谷英作先锋，从忻州、代州出雁门关，向大同进军。白光恩赶快派密使前去大同，招降大同总兵。同时，也要立刻找可靠的人前往宁武，招降周遇吉。牛金星说：
“山西省只有一支兵力，就是驻在宁武关的周遇吉。这周遇吉虽然人马不多，但在山西将领中举足轻重，必须劝他速降。我们的大军大部分从雁门关出去，直取大同，也要分一部人马，从阳方口出去。阳方口在宁武关的东北边，不必走宁武城。倘若周遇吉不肯投降，就从阳方口进去，围攻宁武，迫使他非投降不可。”
宋献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