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
各国初定通商条约，措辞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实皆利已以损人也。骤观之几莫能辨。惟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
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而误以弱为强、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务不可不明也，而明洋务尤必兼明商务，盖条约中交涉商务者为多。
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同治八年，总署与英法更修条约，各节所论“洋货入内地税单”一事，只能保单内所开之货由通商口岸至单内所指之地，沿途免征税厘。若已到单内所指之地后，该货即与无单之货无异。“厘捐”一事，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实不能谓之公允。“管辖”一事，条约内不归管辖之条，非准由洋人将华民应遵之章任意违背。至于领事官既有审鞫之权，则应委派实受官员充当此职，不应以商人代充。“均沾”一节，此国情沾彼国所得之益，则应同彼国所遵之章。“教务”一节，中国界内只有中国官可以管理中国百姓，而中国百姓入教与否，均应遵守中国法纪。
按总署所论五端，事属平常。乃如进口各物，凡有夺我民生计者，不准免税，而彼不计也。烟酒害我民者也，即使重征其税，彼应无辞，而今不然也。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国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而彼尚云：“万难照允。”往来辩论，久无成说。诚如崔星使所论：“两强相遇，其国势稍有等差，即其存心隐有区别。如果彼则不得不让利于彼，而归害于我。一时让而时时如斯，一事让而事事如斯。以后他国立约，亦以此心相待，而立约遂无平允之日。”
盖泰西各国不讳言利，所以竞竞相持者，恐利源之耗于外国而欲自保其利源也。入口免税之物皆本国所急需，故以此招徕，非有所加惠于他国也。
若酒若烟，非民生之所示以养者，则重其税，使食之者寡，则亦自保其利源也。今外国所来杂物，为行船行旅所需者，如美之麦面，岁至中国数十万包，概不征税。烟酒两项，在外国且加以极重之税，而今亦免之，则藉口于食用所必需者也。而美廷则于中国之白米、药材、衣服……凡入美国口者，其征税过于成本。
类此者甚多。不平之事令人气塞！已于《交涉》《税则》篇中论之详矣。
尝闻西人云：通商交涉之事胶扰虽多，一言以蔽之，曰：“抵制而已’。
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今益于人而损于我，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
其人如愿，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其人如不愿，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于我之税。必使持平，方不至朘我而肥彼也。各国交涉无时不有者，我国宜加意也。
近阅崔星使所译去年西报，纪日本下议院呈递日廷奏章所陈条约四端，确中亚洲之弊，今录之，以备参考。
其略云：为请旨议改条约四端，以图振兴、收利权事。窃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大权旁落，外侮沓来，遂致有城下之盟，立此不公条约。
藩王逞雄海内，强邻逼迫境中。明治初年，是以有兵戎之举。所可惜者，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改换耳。
查我国有自主之权，凡外人，庇宇下，自应归我管辖。税务亦应在我权衡，今为条约所限，不可措手，殊失国威。臣等每一思维，欷歔欲绝。外人在我国旅居，不隶我国治下，只受彼国公使领事所辖，一如在日本；然我日人往彼国，何以须遵彼之管束？至税务又格于条约，不得我行我法。我国货物至彼入口则任彼重税。是我有权，彼则夺之；是彼重征，我则依之。此我商务技艺之难以振兴，国库之所以日削者，职是故也。虽皇上深宫劼毖，励精图治，亦未由振发矣。推其初与外国订约，不深虑于日后，而苟安于目前。
想当日秉钧大员未深谙外国情形，率尔立约，致有此掣肘之患。臣等请嗣后遇换约之期，宜为弥缝补苴之计。所有牵掣我国之款，亟图更改。谨将议就四端，为我皇上陈之。
一、请外人在日本居住者，必须由日国管辖。二、税务如何征收，皆系我朝自立主意，外国不得预闻，条约不能限制。三、有约之国通商口岸，我国均沾其利，不得畸轻畸重。四、我国政治，外人不得干预。以上四款，伏求皇上睿智如神，俯加俞允，他年条约更换之期，望将四款增入云。
闻日本均与各国商允矣。按中国受病之重，岂止四款？亦望我国变法自强，亟宜尽力修改，以保利源。国体幸甚！生民幸甚！
崔星使日记云：中美两国税，则美收中国入口米税每包二角二分，每年五十万包，计税银已百余万两，而美之面粉入中国口者，竟不纳税。我之油，彼按成本抽税百之廿五，而煤油入中国，按成本仅纳百之五。丝绸，美收百之五十，美之绸布入中国仍纳百之五。两相比较，已少收十之九。烟酒，美收税极重，而中国不收税。外国药材，如屈臣氏、德记各号，分布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