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崇尚“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里，人们习惯的经济生活方式是自行生产、自行消费。人民以温饱自足，以安定为福。丰衣足食可谓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高要求，而达到这一要求的手段无外是勤力农事，奖励农业和减除一切浪费及奢侈。工商活动历来都被认为是占据生产人口，妨碍农业生产，促成浪费奢侈的无益行为。因此，长期以来，受到轻视甚至压抑。直到近代初期，这种思想观念及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仍未有动摇、改变。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1862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为处理外交事务而专门设置的。在当时的外交事务中，商务是最多、最主要的。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客观上已使商务问题上升到重要国策的显赫地位。
但是，一个2000多年中素来轻商、抑商的国度，不可能一下子在思想观念上重视商务问题。《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皇帝曾有意以全免关税为条件，来换取“公使驻京”的要求，这一事例很鲜明地反映出清政府对商务的无知和轻视，而对自己的政权威严的何等看重。总之，办商务的目的不在于通商获利本身，而完全是政府外交上的一种制衡手段，其最终目的只在于维护统治，包括政治秩序及经济秩序等等。
在这时候，只有少数人开始渐渐认识到商务的重要性，并有志在中国真正倡导发展工商业。这些人大多是处于洋务运动重要位置上的官员，身居通商口岸、接近商业竞争战场，经常与外商接触的督抚或知识分子。例如，长期在上海英国教会所办“墨海书馆”中工作，而且游历过英、法、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王韬；长期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并出任清朝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留学法国，亦任李鸿章幕僚的马建忠，等等。
这些人在他们的著作论述中，已不同程度地提到或论及“重商”的问题。
然而，对于重视商务，发展工商业这一问题，在文字上进行全面系统论述，而且再三修订，不断增补，形成较完整思想的，要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它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倡导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商求富，以富求强思想的著作。
1842年7月，即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之前一月，郑观应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雍陌乡的一个士绅之家。香山县离广州不远，与香港隔水相望，在鸦片战争前，这里的居民就有不少与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其中经商致富的人就较多。鸦片战争后，香山人充当外国洋行买办的人越来越多，因而香山县有“买办故乡”之称。在郑观应的家族和亲朋中，就有不少在上海等地做买办。这样的家乡环境和家族关系，促使郑观应在17岁参加县试失败后，就抛弃历代读书人科举仕途的传统模式，而走上了“赴沪学贾”的道路。
在此后的岁月中，郑观应先后在英国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过买办，又自己经营贸易、投资轮船公司，还担任过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重要职务。列身于外国洋行、官僚企业的激烈竞争之中，他辛勤经营、日夜操劳，积累了丰富的商务知识和经验教训。
另一方面，他还不忘“学习英文，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盛世危言》卷八），并把自己救时救国，抵制侵略的思想主张，著述成书，以广流传。
1873年，郑观应写成《救时揭要》一书，这时，作者的认识还主要表现在对外国侵略者的义愤上，他控诉侵略者贩卖中国人出洋为奴的罪恶，揭露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权利、贱踏华民的行径，也初步提及保卫商民、收回权利的主张。
1880年，郑观应又完成《易言》一书，如果说《盛世危言》反映了作者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感性认识的话，那么在《易言》里，这些感性的认识得到了理性的上升。郑观应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系统化的论述，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由于这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作者自已把《易言》称为《救时揭要》的续篇。
由于时代的变化，郑观应经历的不断丰富，他对事物的认识也更为深刻、更加全面，这使得他又不满意于《易言》，而在其基础上修订增扩，于1894年编成《盛世危言》。从《救时揭要》到《易言》到《盛世危言》，反映了郑观应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从早期雏形到成熟体系的演变发展，也体现了中国近代“重商”思想从产生、发展到基本完善的成长过程。
《盛世危言》的版本很多，在1894年出版了第一版后的六年中，又先后再版过增补修订本20多种，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
其书名有《盛世危言》、《盛世危言续编》、《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等，卷数也多次更动，有五卷本、三卷本、十四卷本、四卷本、八卷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