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四千有余，所以岁凶仍输者，以税轻、军储不可阙故也。旧支钱、布相半，数既奇零，以钞贸易，略不收半，公家实费，百姓乃得虚名。欲自今罢支籴钱，岁以其钱令并边州郡和市封桩，即岁灾以填所蠲数，年丰则三岁一免其输。”朝廷以为然，始诏河东岁给和籴钱八万余缗并罢，以其钱付漕司，如安石议。因用安石为河东转运使。其后经略使吕惠卿复请别议立法，除河外三州理为边郡宜免，余十一州可概均籴。下有司议，以岁和籴见数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为额，随户色高下裁定，毋更给钱；岁灾同秋税蠲放，以转运司应给钱补之，灾不及五分，听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籴之名为助军粮草。

    元丰四年，以度支副使蹇周辅兼措置河北籴便司。明年，诏以开封府界、诸路阙额禁军及淮、浙、福建等路剩盐息钱，并输籴便司为本。令瀛、定、澶等州各置仓，凡封桩，三司毋关预，委周辅专其任，司农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所计置封桩粮草并归之。六年，诏提点河北西路王子渊兼同措置。未几，手诏周辅：今河朔丰成，宜广收籴。是岁，大名东、西济胜二仓，定州衍积、宝盈二仓与瀛之州仓皆成，周辅召拜户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吴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仓廪皆充实，见储粮料总千一百七十六万石。诏赐同措置王子渊三品服。宣和中，罢畿内和籴。

    自熙宁以来，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兑籴、俵籴、寄籴、括籴、劝籴、均籴等名。其曰坐仓：熙宁二年，令诸军余粮愿籴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王珪奏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坐仓籴斗米，此极非计。”司马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余钱，故反就军人籴米以给次月之粮，出于一时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吕惠卿曰：“今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籴取以供京师，则无所发泄，必甚贱伤农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岂通财利民之道乎？”不从。明年，又虑元价贱，神、龙卫及诸司每石等第增钱收籴，仍听行于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元符以后，有低价抑籴之弊，诏禁止之。

    其曰博籴：熙宁七年，诏河北转运、提举司置场，以常平及省仓岁用余粮，减直听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俟秋成博籴。崇宁五年，又诏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绸之类博籴觔斗，以平物价。

    其曰结籴：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熙河路军储，得七万余石，诏运给焉。未几，商人王震言：结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经年方输者。诏措置熙河财用孙迥究治以闻。迥奏总管王君万负熙、河两川结籴钱十四万六百三十余缗、银三百余两。乃遣蔡确驰往本路劾之，君万及高遵裕皆坐借结籴违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宁初，蔡京行于陕西，尽括民财以充数。五年，以星变讲修阙政，罢陕西、河东结籴、对籴。

    其曰俵籴：熙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缗，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籴非特省六七十万缗岁漕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权之在我，遇斗斛贵住籴，即百姓米无所粜，自然价损，非惟实边，亦免伤农力。”乃诏岁以末盐钱钞、在京粳米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给钱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缘边入米麦粟封桩。即物价踊，权止入中，听籴便司兑用，须岁丰补偿。绍圣三年，吕大忠之言，召农民相保，豫贷官钱之半，循税限催科，余钱至夏秋用时价随所输贴纳。崇宁中，蔡京令坊郭、乡村以等第给钱，俟收，以时价入粟，边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为官吏赏罚。

    其曰兑籴：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于麦熟州郡及时兑籴。元佑二年，尝以麦熟下诸路广籴，诏后价若与本相当，即许变转兑籴。

    其曰寄籴：元丰二年，籴便粮草王子渊论纲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故设内郡寄籴之法，以权轻重。”七年，诏河北瀛、定二州所籴数以钜万，而散于诸郡寄籴，恐缓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运。李南公、王子渊俱言：“寄籴法行已久，且近都仓，缓急运致非难。”于是寄籴卒不罢。

    其曰括籴：元符元年，泾原经略使章楶请并边籴买；豫榜谕民，毋得与公家争籴，即官储有之，括索赢粮之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

    其曰劝籴、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宣抚陕西议行之。鄜延经略使钱即言：“劝籴非可以久行。均籴先入其觔斗乃给其直，于有觔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无觔斗，必须外籴，转有烦费。”疏奏，坐贬。时又诏河北、河东仿陕西均籴，知定州王汉之坐沮格夺职罢。未几，遂立均籴法。三年，以岁稔，诸路推行均籴。五年，言者谓：“均籴法严，然已籴而不偿其直，或不度州县之力，敷数过多，有一户而籴数百石者。”乃诏诸路毋辄均籴。既而州县以和籴为名，低裁其价，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