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载者，请论以违制。花石、海错之急切，自此而兴。论功进秩，遂拜户部侍郎，改刑部。岁余，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卒。
论曰：善乎欧阳修之论朋党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为真朋，小人以同利为伪朋，同道则同心相益而共济，小人见利则争先，利尽则疏而相贼害矣。”苏轼续修说，谓：“君子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此所以不胜也。”秦观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党。人主不辨邪正，必至两废；或言两存，则小人卒得志，君子终受害。”其说明甚，徽宗弗之察也。唯蔽于绍述之说，崇奸贬正，党论滋起。于是绍圣指元佑为党，崇宁指元符为党，而郑居中、张商英、蔡京、王黼诸人互指为党，不复能辨。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衣冠涂炭，垂三十年，其祸汰于东都、白马，盖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刘昺、强渊明、宋乔年、刘嗣明直斗筲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无忌，小人之为术蹙矣。呜呼！朋党之说，真能空人之国如此哉。
崔鶠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颖州，遂为阳翟人。登进士第，调凤州司户参军、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鶠上书曰：
臣闻谏争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夫为人臣而有讪谤之名，此谗邪之论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声，而以言为戒也。臣尝读史，见汉刘陶曹、鸾、唐李少良之事，未尝不掩卷兴嗟，矫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闻国家以日食之异，询求直言，伏读诏书，至所谓“言之失中，朕不加罪”，盖陛下披至情，廓圣度，以来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闻，不敢一吐，是臣子负陛下也。
方今政令烦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未暇一二陈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为本。臣生于草莱，不识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佑之臣为奸党者，必邪人也。使汉之党锢，唐之牛、李之祸，将复见于今日，甚可骇也。
夫毁誉者，朝廷之公议。故责授朱崖军司户司马光，左右以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为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请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时抵□戏以盗富贵，探微揣端以固权宠，谓之奸可也；包苴满门，私谒踵路，阴交不逞，密结禁廷，谓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荡上心，以倡优女色败君德，独操赏刑，自报恩怨，谓之奸可也；蔽遮主听，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讥，直谏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谓之奸可也。凡此数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
夫有其实者名随之，无其实而有其名，谁肯信之？《传》曰：“谓狐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为忠，必以忠为佞，于是乎有缪赏滥罚。赏缪罚滥，佞人徜徉，如此而国不乱，未之有也。
光忠信直谅，闻于华夷，虽古名臣，未能远过，而谓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诈凶险，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贼”。贵极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为贼，岂非以其孤负主恩，玩窃国柄，忠臣痛愤，义士不服，故贼而名之，指其实而号之以贼邪。京师语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谓惇与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随遇必发。天下无事，不过贼陷忠良，破碎善类；至缓急危疑之际，必有反复卖国、跋扈不臣之心。
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昔李林甫窃相位十有九年，海内怨痛，而人主不知。顷邹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观之，同列无一语者，又从而挤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乱安危所系，而一切若此，陛下虽有尧、舜之聪明，将谁使言之，谁使行之。
夫日者阳也，食之者阴也。四月正阳之月，阳极盛、阴极衰之时，而阴干阳，故其变为大。惟陛下畏天威、听明命，大运干刚，大明邪正，毋违经义，毋郁民心，则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币，素服彻乐，而无懿德善政之实，非所以应天也。
帝览而善之，以为相州教授。
后蔡京条籍上书人，以鶠为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调绩溪令。移病归，始居郏城，治地数亩，为婆娑园。屏处十余年，人无贵贱长少，悉尊师之。
宣和六年，起通判宁化军，召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钦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
六月一日诏书，诏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也。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用；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更持政柄，无一人立异，无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谋也。安得实是之言闻于陛下哉？
谏议大夫冯澥近上章曰：“上无异论，太学之盛也。”澥尚敢为此奸言乎！王安石除异己之人，着《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此无异论之效也。京又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范镇、沉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犹以为太学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与澥罪，乃天地否泰所系，国家治乱，由之以分